1、爱尔维修认为，自爱、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而禁欲及压制个人对幸福的追求是违背人类天性的。为此，需要为公民道德确立一项新的基本原则，即肉体感受。依此标准可以判断一切道德行为的完善程序，同时可以发现所谓“健全道德”。奉为至高无上准则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不过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准则。据此原则也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把公共福利视为最高法律的必要性。
2、 达尔文之于十九世纪，犹如伽利略和牛顿之于十七世纪。
3、本书根据1952年伯林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囊括了伯林关于自由与观念史的原创洞见。伯林向我们表明，正是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等哲人对自由观念的滥用和误读，妨碍了自由观念的发展，也阻碍了个体自由的实现。要真正理解自由，就必须从这些自由卫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赋予自由过多的王冠和权柄。
4、※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有时仅仅为了得到他人的赞扬，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工作。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一定要学会不失时机时表扬他人、鼓励他人，这种做法既对别人表示出你的尊重，也会使别人乐于帮助你。
5、 在黑格尔死后的整个时期，大部分学院哲学依旧是传统派的，所以没多大重要意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在英国一直盛行到十九世纪近末尾时，在法国，直到略早些时候为止，它也占优势；然后，康德和黑格尔逐渐征服了法国和英国的大学，就各大学里讲专门哲学的教师来说是这样。不过一般有教养的大众几乎没受到这运动什么影响，所以这运动在科学家当中没有多少信徒。那些继续学院传统的著述家们——在经验主义一侧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德国唯心主义一侧有洛策、济格瓦特、布莱德雷和鲍赞克特——没有一个在哲学家当中完全数得上一流人物，换句话说，他们大体上采纳某人的体系，而自己并不能与某人匹敌。学院哲学以前一向和当代最有生气的思想常常脱节，例如在十七世纪，那时候学院哲学主要仍是经院派的。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哲学史家就比较少谈到教授们，而多涉及非职业的异端者了。
6、安文思详论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监察御史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官员都只有七品官衔而位低权重。
7、“啊，你发现了啊……那么你所发现的精彩是什么？我在这里只看到壁炉，装饰得很精美，但是……”
8、 达尔文理论分两部分。一方面，有进化说，主张各样的生物全是由共同祖先逐渐发展出来的。这个学说现在大家普遍承认了，在当时也并不是新东西。且不提阿那克西曼德；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祖父埃拉司摩斯都曾经主张过它。达尔文为这学说供给了极大量的证据，而且在他的理论的第二部分，他相信自己发现了进化的原因。这样，他便使这学说空前受人欢迎，并且获得一种以前所没有的科学力量；但决不是他首创了进化说。
9、知识哟！只要和你在一起，人甚至在枷锁下也是自由的。只要和你在一起，人甚至在逆运打击下也是幸福的。
10、他首先是一个启蒙运动思想家，拥护典型的理性主义理想，倾向于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以广阔的世界主义的观点考察文化和社会制度；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法国国内外的多次旅行。
11、十八世纪也许是西欧历史上认为人类的无限知识这一目标唾手可得的最后一个世纪。上世纪物理学和数学的空前发展改变了普遍持有的关于物理世界的本质,甚至关于真实知识的本质的看法。这种转变是如此之甚,以至于这个时代仍然像一道关卡一样横亘于我们和在它之前的年代之间,并且使得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观念看起来遥远模糊,奇异怪诞,有时甚至不可理喻。将数学的方法和语言运用于感觉所揭示的可测性质一时成为发现与解释的惟一可靠的方法。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霍布斯,全都期求赋予他们的论证以数学式的结构。一切能说的必定可以用带有数学性质的语言陈述出来,因为缺乏精确性的语言可能会隐含谬误和含糊性、大量混乱的迷信和偏见,这些正是令人生疑的神学和其他形式的关于宇宙的独断学说的特点,而新科学已逐渐清除并取代它们。牛顿的影响是最强有力的惟一因素,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牛顿完成了解释物质世界这一没有先例的任务,这一任务也就是通过相当少的几条关于宏观领域和力的基本规律,使得至少在原则上去确定宇宙中每一物质实体的每一质点及其运动状态成为可能,并且还要一定程度的精确性和简明性,这是此前人们不曾梦想过的。现在,秩序和明晰性君临物理科学的王国了:
12、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是教育万能论的代表人物，他在《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中，认为人的天赋是平等的，遗传素质不存在差别，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都是教育的结果。
13、本书堪称十八世纪哲学的最佳入门……用心的读者不仅会从中获得信息,还会受到启蒙。
14、※得到他人的承认和鼓励有时往往会成为把一件事做好的动力。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常表扬他，目的就是为了他能更好地学习或做他应该做的事。同时，我也常常教儿子学会怎样鼓励别人或表扬别人以便能得到他人更多方面的帮助。
15、※我在教育儿子的时候，不是只让他记住一系列道德规范，因为简单的背诵不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影响，而是在平常生活的言行中去让他体会真正的爱心，真正的善良。
16、哥德斯密的《中国人信札》讽刺现实、批评社会，想运用理想化的中国事物，如开明统治、幸福生活、奖善罚恶的法律制度、合理近情的道德准则来衬托英国的生活细节、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等。
17、曾德昭说科吏和道吏的职责是注意国政的失误和动乱，并向皇帝指出他的过失，也揭露官员们的不当行为。亦指出监察官常常缺乏公道。
18、汤若望描绘顺治，聪明、好学、具宗教宽容胸怀
19、中国这一哲学家政府的某些实践也获得耶稣会士的普遍景仰，如回避法和三年任职法。
20、新君主主义者对中国政治制度中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点备感兴趣
21、※其实很简单，我的教育秘诀在于：唤起孩子的兴趣和让孩子提出问题。
22、“很精彩。虽然并不像你刚刚经历的精彩那么触手可及。”
23、经过17世纪末以来的各种阐发，中国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模式已为许多法国人熟知，其所取得的成效也被许多法国人认为是有目共睹，所以尽管法国“哲学家”们对中国其他方面褒贬不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却可以说交口称赞，中国的热情赞美者伏尔泰不在话下，一向被认为反对中国文明的卢梭也在此列，对中国甚多苛评的狄德罗亦认同中国政治。
24、 哲学上的急进派跟爱尔维修和孔多塞之类的人有许多地方是不同的。从气质上讲，他们是有耐性的人，喜欢详细制定自己的理论。他们非常侧重经济学，相信自己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发展起来了。在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存在着偏于热狂的倾向，但是在马尔萨斯或詹姆士·穆勒则不存在；热狂倾向被这门“科学”严格制止住，特别是被马尔萨斯对人口论的黯澹讲法严格制止住了，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讲法，除在瘟疫刚过后以外，大部分雇佣劳动者的所得必定总是可以维持自己及家族生存的最低数目。边沁主义者和他们的法国前辈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分歧点是，在工业化的英国，雇主和雇佣劳动者有剧烈的冲突，引起了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种冲突中，边沁主义者大体上说站在雇主一方反对工人阶级。不过，他们的最后代表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逐渐不再固执他父亲的严峻教条，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越来越不敌视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坚信古典经济学是永久真理了。根据他的自传，这个缓和化过程是由读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开始的。
25、狄德罗曾一度赞赏家长制下的政治制度，并因此称赞奉行这种制度的中国政府有着罕见的稳定性。
26、 孔多塞(1743—94)的见解和爱尔维修的见解相仿，但是受卢梭的影响比较多。他说，人权全部是由下述这一条真理推出来的：人是有感觉的生物，是可以作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可见人不能够再分成治者与被治者，说谎者与受骗者。“这种原则，高洁的悉尼为它献出了生命，洛克把他的名字的威信寄附在它上面，后来由卢梭发挥得更加精严。”他说，洛克最先指出了人类认识的限度。他的“方法不久就成为所有哲学家的方法，正是由于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上，他们终于能够在这些学问里走了和自然科学几乎同样可靠的道路。”
27、从1808年起，他的主要注意力明显地转向了教育。这一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体育、德育和智育概论》的著作，这部著作文字过于繁琐，内容过于空泛。尽管如此，该书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特点，大胆地提出了许多革新建议。1810年，他考察了裴斯泰洛齐的伊弗东学院，并对裴斯泰洛齐及其独创的教学方法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两年后，他出版了名为《裴斯泰洛齐教育方法的精髓》。朱利安把他的两个7岁的儿子留在伊弗东，这也说明他对该学校十分赞赏。
28、●《教育的目的》〔英〕怀特海著，徐汝舟 译，三联书店，2002年1月，推荐指数：★★★
29、曾国藩家训：如果你有孩子，一定要让他见这三种世面！
30、“荷尔蒙作用，亲爱的朋友，荷尔蒙暴政比一个国王的暴政更可怕。”
31、●《儿童的人格教育》(奥)阿德勒 著，彭莉莉/彭正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推荐指数：★★★★★
32、xueyingyuehui(雪莹阅会)٩(๑❛ᴗ❛๑)۶
33、▶基尔谢认为，中国是以柏拉图式的方式由学者统治的政府，符合神圣哲学家的意愿。中国是个快乐的王国，中国的国王能够以哲学家的方式思考行事或至少允许哲学家来治理国家并指导国王。
34、●《赏识你的孩子》周弘著，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年1月 推荐指数：★★★★
35、※当孩子犯错误，或做一件事没有成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语言和行动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失败。我们应该清楚，做一件事情失败了只能说明孩子缺乏经验和技巧埋头苦干不能证明他本身的无能或是他不愿意做。父母有责任耐心地去指导他们。
36、●《爱弥儿 论教育》(法)卢梭 著，李平沤 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推荐指数：★★★★
37、《工匠报》称赞中国谏议制度，并提出这种制度值得在英国推行。
38、当人们提出有关自己或他人的问题时——尽管这些问题迥然相异,却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哲学问题便应运而生。这些问题往往是非常一般性的,包括一些原则问题,并且很少或者根本不关心实际功用。但是,使这些问题更具特征的是:似乎没有明显的普遍为人接受的程序以便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我们可以自动求助的专家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确,关于这些问题本身,有一些独特的东西;那些反躬自问的人对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答案,甚或对怎样着手去发现这些答案似乎没有任何把握。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问“1955年在冰岛发现了大乌鸦吗?”,我们知道如何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正确的答案必须基于观察,而博物学家正是我们能够求援的专家。但是,当人们问“宇宙中有物质客体吗?(或者,也许相反,它是由种种心灵及其状态构成的吗?)”,我们采取什么步骤解决这个问题呢?表面上,这两个句子仍有一种相似性。再者,如果我问“滑铁卢战役发生在十七世纪吗?”,我们知道怎样去寻求相关的证据。但是,当被问及“宇宙在时间上有开端吗?”,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晓得怎么回答“你敢肯定他认识你吗?”,但是如果有人想知道“我能永远明了另一个人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切吗?”,我们怎样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呢?回答“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理论优于牛顿的理论?”比回答“为什么科学家的预言比巫士的预言更为可信(或者相反)?”容易;回答“等式x=2的正数根是多少?”比回答“有无理数吗?”容易;回答“‘蒙昧主义者’一词的精确意义是什么?”比回答“‘如果’一词的精确意义是什么?”容易;回答“我应该怎样修理这台损坏的打字机?”比回答“我(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容易。
39、18世纪法国兴起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提倡改革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者和新君主主义者。其中，新君主主义者是一些希望扫除贵族及教士特权、却不相信议会制和民主的人，鼓吹“开明专制主义”。耶稣会士描写的中国政治激起了他们的向往：明君不仅要坚信他的个人利益与臣民利益间有一致性，还要用“仁慈”这种更有力的纽带把君主与臣民联系起来，国王本人要受到自己所制订法律的约束。
40、 十九世纪当中，新教德意志的文化逐渐日益普鲁士化。弗里德里希大王是个自由思想家和法国哲学的崇拜者，他曾殚精竭力把柏林建成为一个文化中心；柏林科学院有一个知名的法国人穆伯杜依①作终身院长，可是他不幸成了伏尔泰死命嘲笑的牺牲品。弗里德里希的种种努力和当时其他开明专制君主的努力一样，不包括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改革；实际的成绩无非是集合了一帮雇来捧场的知识分子。他死之后，文化人大部分又是在西德意志才找得到了。
41、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I-h6hpKYpyk2yeS1mUpzw提取码：im5a 书名：自然的体系(上下)
42、在我所讲的一切中，我只是探求真理，这并不是仅仅为了博得说出真理的荣誉，而是因为真理于人有益。
43、法国重农学说达到颠峰地位的标志也是1768年春法国王太子(后来的路易十六)仿效中国皇帝的亲耕礼而亲自扶犁。
44、中国的伦理是一种真正的政治伦理，是国王们的学问，中国的政治原则与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的原则一致，并由此产生一种合理化政治，这种政治就是富有感情的专制主义。
45、贝克莱非但不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和主教而觉得这种经验主义不合口味,相反,他发现这种经验主义与浸染着他的一切信念的唯心主义简直一模一样。在他看来,如果说洛克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话,也并不是一个十足的经验主义者。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贝克莱是正确的。洛克推崇并试图运用到精神现象之中的十七世纪科学决不是严格的经验主义。相反,伽利略和笛卡尔认为感觉世界是模糊的、有欺骗性的、含混不清的,充满了只能以定性词汇描述的现象,也就是说,感觉世界不能容纳恰当的、定量的、科学的世界图式。科学所研究的“第一”性质本身并不是直接呈现给感官的。存在着两个领域:定量的、可以精确测量的存在于空间的客体领域,具有诸如运动和静止、一定的形状、体积、作为微粒运动的特定温度等性质;这与颜色、气味和味道、冷暖程度、声音高低等领域正相反对,后者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靠的。洛克从“除了来自感觉的知识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知识”这一原则出发,却发现:对他来说,如果想保持一致的话,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第一”性质必须和“第二”性质一样依赖于感觉的证据,然而又必须给予第一性质以似乎是物理学赋予它们的首要地位和权威。因此,他在下面二者之间必居其一:前后矛盾和半心半意地去尝试着把第二性质描述为由第一性质以某种方式引起的,而第一性质与其说是明显可感的,倒不如说是莫名其妙地在因果关系上对感觉材料负责。关于物质实体,洛克也发现他陷入了类似的困难,对物理学家来说,物质实体当然不是直接呈现给感官的,也没有任何事物能这样直接呈现给感官,因而,对严格的经验论来说,物质实体必定是不可接受的。贝克莱极其一贯地抵制物理学“姑息”的企图,并且抵制一切与这种企图的所谓要求妥协的努力。确实,他认为这种二元论与他所倡导的彻头彻尾的经验论是不相容的。主观感觉与事物的客观性之间的差别是似是而非的。感觉是知识的惟一来源。世界是由思想、情感、感觉——也就是由存在于上帝的代理者和他的创造物人的心灵中的“观念”所构成的。至少就物质世界来说,观念之外别无他物。他把关于物质世界的经验论与对精神实体——永恒的灵魂和精神——能动的存在的实在性的信念结合起来,这种能动的实体的存在并不像被动的实体一样依赖于被感知到,或者要不然就依赖于成为某人的经验内容——对这种实体我们没有任何“观念”而只有(就像他的十七世纪先驱们称呼这种不可感知的意识一样)“概念”,既然这种实体也是明显不可感知的,它也可能包含诸种关系。贝克莱在这一点上的观点——对柏拉图主义和感觉主义的一种独特的结合——并非像自休谟以后批判他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相矛盾的。
46、做一个正直的人，就必须把灵魂的高尚与精神的明智结合起来。
47、※我时常告诫卡尔，不要去参与那些孩子们的斗殴打架，那种伤害比玩游戏中的伤害更加严重。那不只是对身体的伤害，更重要是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不健康的阴影。※父母应该积极参与孩子的角色游戏，因为这有利于孩子体验和认知他人生活。父母应该经常提醒并鼓励孩子观察日常生活，了解各种人物的活动，特别要让孩子观察父母本身的生活。
48、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出生在巴黎一个宫廷医生的家庭。毕业于耶稣会办的专科学校，曾任总包税官。()他考察了第三等级的贫困和封建贵族的糜烂生活，因而痛恨封建制度。后来，辞去官职，专心著述，并和思想家D.狄德罗、P.H.D.霍尔巴赫等人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对封建制度及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49、 虽然有许多人仍旧真心信仰人类平等和理论上的民主，但是现代人的想像力受到了十九世纪时根本不民主的工业体制所促成的社会组织型式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有实业巨头，另一方面有广大的工人。民主制度的这种内在分裂，民主国家里的一般老百姓尚未认识到，但是这一向是从黑格尔以来大部分哲学家的首要问题，而他们在多数人的利害与少数人的利害之间所发现的尖锐对立，已经通过法西斯主义有了实际表现。在哲学家当中，尼采恬不知耻地站在少数人一边，马克思则衷心诚意地站在多数人一边。或许边沁是唯一打算调和利害矛盾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招来了双方的忌恨。
50、 在伦理学上，爱尔维修是功利主义者；他认为快乐就是善。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是激烈反教权的人。
51、●《爱的艺术》〔美)弗洛姆 著，萨茹菲 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年06月，推荐指数：★★★★
52、※一味地纵容孩子并不是尊重孩子。如果希望把良好品德传授给孩子，作父母的必须以身作则，必须自己就先具备良好的品德。
53、在智育问题上，爱尔维修主张，智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向儿童传授科学知识，并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智力习惯。知识就是力量，愚昧无知只能导致懒惰、虚浮和四分五裂。一个缺乏知识的民族只能是一个衰弱的民族，迟早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国民一旦拥有了知识便会变得聪明，就能获得幸福。在教育方式上，智育应改变死记硬背的方式，注重儿童思考力、判断力、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发展与培养。
54、卢梭曾在《论政治经济学》中颂扬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因为中国这方面的政治行为符合他的政治理想。
55、 到此为止，我们所考察的各派哲学向来都得到了传统上的、文学上的、或政治上的启发。但是，哲学见解另外还有两个根源，即科学和机器生产。第二个根源在学理上的影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从那时起逐渐重要起来。第一个根源从十七世纪以来一向很重要，但是在十九世纪当中有了种种新的形式。
56、我们的经典理论专栏将介绍对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大家及其主要著作。本期我们带来的是爱尔维修的《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
57、※孩子有孩子的秘密，只是在大人看来算不上秘密而已。孩子是非常幼稚的，他们心目中那种秘而不宣的东西就是秘密。父母不应该时刻窥探，不要对此过多地追问，更不要干涉，特别是对健康合理的、无害的秘密。这样，哪怕是两三岁的确良孩子也会更加信任父母，与父母更加亲密。有了这种信任和亲密，孩子可能会把他们的秘密告诉父母。如果父母一味追问，孩子得不到父母应有的尊重、信任，孩子会感到他没有地位，就会心灰意冷，逐渐失去积极性，甚至会很小就关闭自己的心灵大门。当然尊重孩子的秘密，并不等于对此不管不问，而是要求父母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健康地加以引导，不健康的则应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前提下，去关心和引导他。
58、张国刚从大航海讲起，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采取了本土化策略，融入中国的生活，学习中国的习俗，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
59、 宗教改革运动和三十年战争破坏了德国统一的残局，留下来许多仰承法国鼻息的弱小公国。十八世纪时，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普鲁士抵抗法国人获得了成功；弗里德里希号称“大王”，就是为这个缘故。但是普鲁士本身也没能够抵挡住拿破仑，耶拿之战一败涂地。普鲁士在俾斯麦之下的复兴，显得是恢复阿拉利克、查理曼和巴巴罗撒的英雄的过去。(对德国人来说，查理曼是德国人，不是法国人。)俾斯麦说：“我们不要到卡诺萨去”，这流露出他的历史观念。
60、 在认识论上，他采取洛克哲学的一种简化讲法：“由于洛克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的观念，从而我们的精神，是赖感官得来的。”他说，身体的感性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社交性的唯一原因。关于知识的价值，他与卢梭意见极不一致，因为他对知识评价非常高。
61、毫无疑问,通过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事法则的谨慎的尝试,已经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减轻了人类的苦难,避免或者阻止了不公正,揭示了无知;教条得到了反驳,偏见和迷信成功地受到了公众的嘲笑。人们日益确信求助于主义、无知和权威以证明专断行为的合理性,全都是隐含着自私的利益或者理智的懒惰或愚昧的无聊的众多托词,这种信念通常能得到成功的证明。但是,主要的梦想,即证明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按照力学的方式运动,所有的灾难都能通过适当的技术步骤而得到消除,在人类灵魂和肉体上都存在着工程师,却被证明是虚妄不实的。然而,事实最终表明,这种理想与十九世纪通过同样错误却在理智上和政治上更为不祥和更具压迫性的论证而对它发动的攻击比较起来,却更少引人误入歧途。十八世纪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的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以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希望的乐章。
62、监察系统在西方政府中没有可对应的部门，而它对于政府的有效运转意义重大，因此所有耶稣会士都注意到并乐于描述它。
63、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教育所致。
64、中国祭祖仪式包括：为代表祖先的牌位供奉肉、水果、丝、香料，在尸体、坟墓或牌位前焚香、点蜡、烧纸，在家宴中分享供品。日常祀孔礼仪包括：对孔子牌位叩头和上香，每年春秋大祭则还要供献牺牲、酒、丝等物并宴飨。
65、确实,几乎可以说,与科学相关的哲学史部分地存在于把那些要么是经验的(归纳的)要么是形式的(演绎的)问题从大量充塞着人们头脑的问题中清理出来,并且把它们归在与之相关的经验或者形式科学的名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诸如天文学、数学、心理学、生物学等才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它们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并开始了作为独立科学的富有成果的事业。只要这些科学解决它们的问题的各种方法尚不明晰,因而易于与其他和它们相对而言少有共性并且彼此间的区别也尚未充分辨明的问题相混淆,它们便滞留于哲学的领地。科学和哲学二者的进展似乎与经验的和形式的成分在其适当领域的累进分配密切相关。然而,由于通常留下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没有得到分析)的问题的核心,这些问题的普遍性、模糊性,最主要是其显著的(或真实的)在经验或形式上的不可解性,赋予它们一种特有的状态,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哲学的状态。
66、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仁宗宝元二年进士，为臣四朝。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哲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废新法。同年卒，追封温国公，谥文正。另著有《司马文正公集》。
67、从中国文化英雄们的事迹和生平，联想到摩西律法书中族长们的成就；
68、 孔多塞比爱尔维修还要热狂，还要乐观。他相信，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普遍流传，所有的主要弊病不久全会化为乌有。他没活到1794年以后，也许是他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