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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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即宣州)，只身前往长安，欲投奔族兄韩弇。适逢韩弇前往河中，后遇害，韩愈遂投靠名将马燧。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4、《湖北府县●辑汉阳府志卷之四十二●隐逸志》：(于鹄)贞观间诗人，尝为诸府从事，隐居汉阳，作买山吟以见志。
5、对于于鹄是否参加科举，古今资料无记载。于鹄自谓“三十无名”(《山中寄樊仆射》)，可见青年时代即使科考，未第却也属实。再结合于鹄大历七年与官吏的饯送之事推测，于鹄三十岁隐居之前，可能经历了一段时间辗转应荐求仕的日子，但终究是失望而归，隐居山中。
6、 院落神道东西两侧临墙处，各竖立着三通碑刻、西侧三通碑：北碑《韩文公墓》，丙寅初冬饶宗颐沐手敬题。中间碑《韩文公之墓》，任继愈敬书。南碑《韩愈籍贯考察记录被碑》，为今天的碑刻。
7、建中中(781年)至贞元十二年期间，于鹄曾任幕府从事或其他低微官职。(韩愈简介及生平事迹)。
8、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引韩愈、李程为副使，崔郾等为判官，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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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走进韩愈展览馆。一件件图文并茂的展板介绍着韩愈的生平事迹。其中之一写道：韩愈在潮州当刺史八个月，为潮州百姓办了四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一是采取“明祭暗除”的办法，为老百姓解除鳄鱼之患；二是把自己的全部俸金捐献出来，建乡校，大举潮州读书之风；三是带领百姓治理水害，筑堤防洪，解除千年水患。四是采取“以佣抵债”的办法，释放大奴隶，被百姓视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韩愈令人景仰。“潮州百姓为纪念韩愈的功德，不仅建祠以祭，而且把恶溪改名为韩江，把将州东的笔架山改名为韩山。”杨丕祥会长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现在春意盎然，我却想起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离开长安时，正值寒冷季节，他在西京古道艰难地走着，只见秦岭云封雾锁，蓝关大雪塞途，他见到侄孙韩湘，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这是韩愈第三次下岭南。
11、 东侧为三通清代碑刻。最北碑刻为《韩文公墓碑记》，《重修韩昌黎伯塚前碑记》，皇清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又四月吉旦。中间碑刻《重修韩文公墓前飨堂碑》，文林郎孟县知县灵山仇汝瑚敬书，钦州廪贡冯敏曙书丹并题，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南边碑刻《唐柏双奇》，记载着两株唐柏的树高、树身及树冠情况。
12、我和韩愈塑像对视良久。一个韩愈影响了一座城。孟州城有韩愈大街、韩愈小学、韩愈中学，有韩愈文学院、韩愈书画院，有韩愈研究所。这是孟州城的亮点。杨丕祥会长神情严肃地对我们说：“韩愈仕途生涯却一波三折，屡遭贬谪。第一次是因上疏论关中饥旱而获罪，被贬到阳山当县令；第二次是因“日与宦者为敌”被降职河南县令：第三次是因谏迎佛骨被贬任潮州刺史。每次被贬，韩愈都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心系百姓，努力工作，政绩斐然。”是的，韩愈不管位尊位卑，都能做到情系百姓福祉，奋发有为。
13、 唐代韩愈原在朝廷做大官，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皇帝看后很生气，就把他从京城贬到潮州来做刺史。
14、从与会专家学者的话语中可以看出韩愈学术的研究历经25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其生生不息的文化及精神必将永远传承。
15、贞元十二年(796年)，于鹄本年前后归山，有诗寄樊泽，其后行迹无考，约不久即卒。
16、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17、傅璇琼《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关于于鹄的生平资料如下：
18、 韩愈的伟大成就与贡献，千百年来对我国文学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我国历代名人都对韩愈一生进行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近百年来韩愈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也影响深广，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世界各地研究韩学的热潮更为广泛。原d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乔石等先后视察和拜谒韩园。江泽民亲自为韩园题写了园名。
19、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
20、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
21、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22、 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他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23、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24、同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25、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26、①恐旦暮死(旦暮，名词活用状语，在早晚之间，过不了多久。)
27、韩愈不仅是著名诗人，还是杰出的散文家，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
28、储仲君在此基础上，在《唐才子校笺》(以下称《校笺》中做如下推测：
29、于鹄大历四年(769年)或稍前在河朔，与樊泽同学与东溪；
30、百代文宗韩愈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进一步传承韩愈精神,弘扬韩愈文化，近日，2017中国▪开封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都开封河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我市韩愈研究会相关人员应邀出席会议。
31、开始交谊的基础可能是道友。张籍《别于鹄》：“离灯及晨辉，行人起复思。出门两相顾，青山路逶迤。”记述了张籍早晨在山中离别于鹄的场面。张籍于鹄两人都有《不食姑》诗，且两相照应，可能为一起在山中访女道士时所作。这些都说明两人主要在山中交往。且一起待过一段不短的时间，才有可能跟张籍建立起“于君去后交游少”(张籍《赠王建》)、“青山无逸人，忽觉大国贫”(张籍《伤于鹄》)的深厚友谊。
32、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33、张籍《哭于鹄》:“今来吊嗣子，对陇烧新文。”尝至坟前祭奠。贞元十六年(800)至元和元年(806)，张籍居和州。于鹄晚岁或又曾回至和州一带。
34、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他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他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他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35、“说起来，韩愈和我们宜春有着很深的渊源，当年他曾经是宜春刺史，而且大力兴办教育，培养了众多人才。宜春为了纪念这位大文豪，在袁山修建了一座昌黎阁。今天晚上，这轮明月伴着昌黎阁，真让人无限感慨。”
36、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在文学、思想、哲学，政治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学上，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堪称一代文宗；在哲学上极力维护儒学思想，排斥佛教、道教；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在教育上、史学上也颇有成就。
37、韩愈与被贬任临武县令的好友张曙结伴南下。抵临武后，张曙与韩愈话别。韩愈经过南天门秦汉古道到达连州，再由连州乘船沿湟水去阳山。路经同冠峡时，韩愈作了一首《次同冠峡》诗：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饶。落英千尺堕，游丝百丈飘。泄乳交岩脉，悬流揭浪标。无心思岭北，猿鸟莫相撩。804年2月，韩愈终于来到了阳山任所。
38、建中二年(781年〉于鹄南来，本年或之前潜心问道，访庐山黄洞元，有诗作《山中访道者》，一作《入白芝溪访黄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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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侍郎，人称“韩吏部”。
41、 韩愈父母兄长早亡，由嫂郑氏抚养长大。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25岁的韩愈进士及第，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直谏被贬为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初名为国子监博士，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吴元济“淮西之乱”，因功擢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宪宗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再度回到京师，任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后改为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再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因与御史中丞李绅不和，复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年)十二月二日卒于长安，享年五十七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文。世称“韩文公”。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42、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苏轼一生足迹所至,饱览奇景伟观,创作了大量写景诗。嘉□中由三峡出川时，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峡》等诗，描写蜀中的奇绝风光，可说是青年诗人的才华初露。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写下了《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使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在苏诗中留下了动人的形象。他在密州、彭城、胶东所写的《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晚年远放惠州、儋州，更以浓厚的兴致，再现了岭外风光。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新城道中》、《白塔铺歇马》、《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等诗，都写得生机盎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苏轼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和陶归园田居》、《和陶赴假江陵夜行》等，更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43、上文认为:一是于鹄早前去过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二是于鹄可能死于张籍在和州居丧其间，即贞元十六年(800年)至元和元年(806年)之间。至于具体的细节，储仲君认为于鹄晚岁可能在和州与张籍会过面，所以张籍知道了于鹄的行踪，所以于鹄死后，张籍能去坟前祭奠，并写下《伤于鹄》(又作《哭于鹄》)。
44、 韩愈墓园座北面南，今天占地近百余亩。韩庄村路边有一座高大宏伟的文宗阁，修建于1991年。上下两层，墙体朱红色，上层楼阁悬挂有“文宗阁”匾额，下层匾额“韩园”。
45、文学成就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46、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47、唐大历十二年(777)，长兄韩会因“元载私d案”而受牵连，由起居舍人被贬为韶州刺史。
48、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世称“韩昌黎” “昌黎先生”。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及诗人。
49、大历七年(772年)前后于鹄曾在河北南部的邢台一带游历。大历中曾至长安；
50、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51、贞元六年(790年)，于鹄在长安。有《送唐大夫让节归山》;
52、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53、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老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54、笔者比较认同相识和州说。韩愈《病中赠张十八》诗：“籍也在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闾里”应指和州，张籍少年时代在和州时，就写出数量不少的文章，已经具有与人作诗唱和的能力。张籍“初有章句”之时，应该是在和州。且张籍至漳溪，认识了人生中另一个知音诗友王建，这时即使认识于鹄，也不能称“相和者唯君”，所以张籍与于鹄相识应在和州。再据《张籍年谱》中籍在和州的时间，两人相识时间约为建中四年(783年)。
55、生平与思想嘉□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56、第合乎褒扬道德模范的榜样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楷模具有道德引领作用，家族往往注重通过家谱、祠堂、墓地，树立本族人的道德楷模。家族里的贤达，多得以肯定、褒扬其积极的人生价值，即使平凡人物也要念诵其功劳，给予赞扬。韩愈所作墓志约有三分之一被《旧唐书》《新唐书》采用，成为“正史”的传记材料，绝大多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评论不拘一格，言辞得当。普通人老百姓的个人、家庭历史，绝大多数毕竟不是正史、官史，民间有权利、有自由进行选择和处理墓志铭的写作内容和合适表达方式。韩愈作为文学家，一方面要遵循墓志铭创作史论结合的一贯格式，尊重事实，恰当评价，另一方面应逝者家属之求，墓志铭所写的内容，给故人再度“梳妆”“整容”，其描述、美化难免有文学上的想象、夸大或有拔高的成分。韩愈创作的墓志铭是其苦思冥想的心血付出，堪称佳作，所得高酬金理所应当。著名学者陈寅恪对此加以首肯：“昌黎河东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
57、 韩愈的作品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韩昌黎集》传世。《全唐诗》编其诗十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12首。
58、779年，韩会因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临终前，拉着12岁的韩愈之手，情深意长地嘱咐道：“愈弟，你聪明好学，喜读孔孟之书，日记千言。往后要坚持下去，继承韩氏家风，为先人争光……”韩会一边说，一边让夫人把他珍藏家传的大诗人李白赠韩家《去思碑》拓片交给韩愈。并一再嘱咐道：“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遗产，哥哥送给你当作礼物，长大后要学父亲那样成材立业，为民办好事。”韩会将家传李白《去思碑》传给弟弟韩愈，对韩愈后来奋发有为，文名显赫，政绩卓著，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59、孟郊《惜苦》：“于鹄值谏，以毬不能官。”据此，于鹄可能任过谏议官职，但史料无考，存疑。
60、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61、通过这两天的会议，我觉得收益非常大，不仅是在学术上，而且是感到有很多有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韩愈研究当中，这一点我觉得韩愈研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62、韩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宋八大家即唐宋八大散文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试、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