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了给这项改革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她宣布建立一个免费的妇保医院。这个医院取名为母亲宫，地址就利用一个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会育婴堂。这个鸠占鹊巢的决定受到了育婴堂嫫嫫和护士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这里一直收养弃婴，她们都以它的历史和善举为荣，现在布尔什维克凭什么下一纸手令就要将她们扫地出门？但柯伦泰置之不理，把士兵和工人派去接管。结果这个历史悠久的育婴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被大火夷为平地。在审问育婴堂人员时，她们有的说这是对布尔什维克无法无天和反上帝的报应；有的说是进驻育婴堂的士兵目无规定晚上抽烟引起了火灾。尽管柯伦泰本能地觉得是育婴堂的嫫嫫故意纵火，但最后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而作罢。
2、为了进行奋斗，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气力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恩格斯
3、这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柯伦泰气得满脸通红，走上讲坛发表支持列宁的讲话。
4、知识好像砂石下面的泉水，越掘得深泉水越清。
5、——(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6、这也反映在该书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具体论述和评价上。如第一章普列汉诺夫论，开篇提起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其“作为艺术理论家”的位置和特色，作者给出的结论则是：“普列汉诺夫是奠基于辩证法唯物论原则之上的科学的美学的创立者。他的价值不仅在于科学地确立了有关艺术的各种一般命题，应该还在于，在探究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时，他显示了能够怎样或必须怎样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这一领域，他或许还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作为我们的导师而存留下去。”［10］而第三章列宁论的开篇则说：“关于一切艺术的问题，伊里几不曾做过文章，也不曾公开发表过意见。所说的，不过是带便论及而已。我们假使要明瞭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当然非根据最近发表的许多回忆录不可。这个，当然是更间接而更不确实的方法。”尽管接下来著者通过比较卢那察尔斯基等多人的回忆录，在他们对列宁有关艺术的见解的追记里“发见了可惊的一致”，从而确认了这些记述“是实质地传达着伊里几对于艺术诸问题的见解之本质的东西”，据以提取了列宁有关“艺术政策的一定的明确的方针”［11］，但很明显，在列裘耐夫看来，普列汉诺夫作为艺术理论家几乎是自明的，而列宁的艺术观，则需要从其他人的各种追记性资料中提取和阐发。
7、凡你不愿写下来并且签字负责的事，就不要说。---《人生格言》唐群英(列宁名言名录)。
8、［5］参见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册，第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9、(6)(美)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涂永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劳动运动”一项里，《劳动周刊》至41期时被封禁，前后统计印行165,000份；《工人周刊》每期印行2000份；工人集会和罢工的传单55,000份以上。需要留意的是，“劳动运动”所用的经费是“政治宣传”的两倍，包含参加罢工、组织工会、发动群众集会、设立工人学校、组织农民协会等等活动。其中，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等，都可以理解为从事宣传动员的阵地，在此后的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9)
11、 9) 磋砣莫遗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宋诗纪要》
12、资本输出的内在动力：“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
13、 1)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
14、 6) 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王豫
15、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毛泽东
16、但冯雪峰究竟是怎样考量的呢？未见译者的直接说明，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间接的资料进行推测。在冯氏发表于1928年11月的一篇译文里，曾言及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团体“锻冶场”的“集团主义”，称其是“和革命的进展到马克斯主义的集团主义去的阶级与时期相一致的”［37］。而另外一篇发表于1930年的译文则有更明快的表述：“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集团主义。所以无产阶级文学是集团主义底艺术。”同时又说，因为“无产阶级文学是通过集团主义，进向全人类的精神的东西”，所以“不能有将那题材限制于集团的现象的事”［38］。结合这些表述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以“集团”指称“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左翼作家中已有共识，所以，尽管这一概念装置不无暧昧含混，但在特定语境中，也可让人理解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隐喻式指涉。
17、浅明不见深理，近才不睹远体。——〈晋书〉
18、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歌德
19、瞿秋白既认为列宁的文学d派性原则是创作与批评的原则，强调其作为批评原则可以应用于“分析一切的作品”，同时又对适用对象做了“普罗革命作家”和“一般的作家”的区分，这显然是对左翼文学组织策略的调整。与瞿秋白相比，冯雪峰阅读马列文学理论多要取径日文，但如前所述，还在左联筹组之初他就翻译了《d的组织和d的文学》，表明其对列宁文论的关注，并不是对苏联“进向列宁底阶段”口号的简单呼应，而更多来自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内在需求。一个有助于了解冯雪峰思考脉络的细节是：前引冯译列宁文论开篇第一句，用“译者注”把列宁文本里的“文学”界定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对照底本可知这实是日文译者所为，而冈泽译文后面还有一条注，把列宁文本所说的“文学者”界定为“无产阶级文学者”，冯雪峰删除了冈泽秀虎写在译文前面的说明，却把他所加的“译者注”原样保留，当然不是随意为之。正因为有这样的前奏，他才能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1932年6月6日)发表半年之后，便改变了对胡秋原等人的粗暴态度，和瞿秋白一样，明确表示应该区分“革命的文学者”和“一般作家”［49］，在批评实践中比较稳健地把握了文学d性原则的应用尺度和范围。
20、然而当列宁的主张终于被多数人接受的时候，柯伦泰的处境就不一样了。1917年7月她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在布尔什维克议会d团中名列第排在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之后。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12个成员表决以十比二通过了列宁(他本人躲在芬兰)的武装起义的提议，柯伦泰也对这个历史性提案投了赞成票。在那段时间里柯伦泰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演说，为布尔什维克争取群众。当时俄国的政治局面十分混乱，彼得格勒就像一个喧闹的政治集市，各种d派都利用一切机会兜售自己的主张。谁的嗓门大，谁有更具吸引力的演说家，谁就占有优势。作为一个女性演说家，柯伦泰的热情和演说才能在很多场合下压倒了她的男性对手。有个叫索罗金的社会革命d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一次演说中败给了柯伦泰，羞愤之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至于那个女人，很清楚，她的革命热情不过是她色情狂的一种满足。虽然她有数不清的‘丈夫’，但柯伦泰——起初是个将军的老婆，然后是一打男人的情妇——从未满足过。她在寻找新的性虐待的对象。我希望她能成为弗洛伊德或其他心理学家分析的对象。她倒确实有可能提供他们一个罕见的案例。”
21、热爱书吧，它会使你的生活变得舒畅愉快，它会帮助你辨别形形色色的思想、感情、事物，它能教你尊敬别人和自己。
22、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培根
23、值得注意的是，瞿、冯虽然在运动论的层面主张团结包括“第三种人”在内的“一般作家”，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在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层面，则固执地坚持了左翼的立场。即使在明确宣称把“第三种人”视为可能的“友人”和“同志”，并和胡秋原进行了私下接触和沟通之后，也没有放弃公开的理论论辩。论战将告结束之时，瞿秋白曾感慨为回应对手的论点而未能深入讨论“理论的根本问题”［50］，而实际上，那时他已经参照苏联刊发的新资料，集中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艺论述，写译了一批文稿，《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的现实主义》是当时获得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该文初刊时即注明原有所本：“是根据公谟学院出版的《文学遗产》上的塞列尔的论文。”［51］据杨慧考察，该文既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塞列尔(也译作塞勒尔)论文的翻译，也对其主题进行了“深化”［52］，而如果考虑瞿秋白在文中加入的注释和议论，应该可以说，这其实是瞿以“编译”的方式所做的观点表达。该文明确反对“第二国际的批评家”以反动的世界观与革命的艺术创作的矛盾来解释巴尔扎克，强调在马、恩的论述中“巴尔扎克只有一个”，他们“并没有把思想家的巴尔扎克和艺术家的巴尔扎克对立起来，并没有把艺术家的主观的宇宙观和他的客观描写对立起来”，并把巴尔扎克的内在矛盾，包括他的王权思想和对没落贵族阶级的同情，都归结为是“深刻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体现，概言之，原作者和编译者都是在以所谓“一元主义的方法”解释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53］。
24、如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一生中留给人们的都是些美好的东西——鲜花，思想，以及对你的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你的生活将会轻松而愉快。那时你就会感到所有的人都需要你，这种感觉使你成为一个心灵丰富的人。你要知道，给永远比拿愉快。
25、柯伦泰父母的预言没过几年就被验证了，但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柯伦泰的婚姻不过是她反叛精神的一种满足，一旦婚姻成为现实，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就变成了枷锁，反叛的对象也由父母转移到丈夫。弗拉迪米尔·柯伦泰是个军事工程师，对所有抽象的东西都兴趣索然，从来没有耐心听太太的幻想和思辨。于是柯伦泰开始写作，处女作就是对维多利亚式道德——即对男女采用双重道德标准——的反抗，说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子去西欧，当一回旅行情人的故事。
26、［4］《我们所希望于“拓荒者”的》(胡维时和编辑部的通信)，《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
27、——(美)霍姆斯《普通法》法律的真谛，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更没有绝对的平等。
28、(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d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29、——(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30、 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论。——郁达夫
31、约?迪金森：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团结是坚强的。
32、(44)李达：《李达全集》，汪信砚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33、正是情人斯里亚普尼柯夫帮助柯伦泰最终转向布尔什维克，也是他第一次带柯伦泰去见列宁，时间是1916年10月。当斯里亚普尼柯夫问列宁是否可以带柯伦泰来见他时，列宁说：“如果柯伦泰同志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34、［43］参见阮芸妍《共振与时差：1930年前后“左联”的国际连带》，《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35、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
36、——(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6页)
37、只有经过深入思考的`投入，才是高质量的投入。
38、值得注意的是，瞿、冯虽然在运动论的层面主张团结包括“第三种人”在内的“一般作家”，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在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层面，则固执地坚持了左翼的立场。即使在明确宣称把“第三种人”视为可能的“友人”和“同志”，并和胡秋原进行了私下接触和沟通之后，也没有放弃公开的理论论辩。论战将告结束之时，瞿秋白曾感慨为回应对手的论点而未能深入讨论“理论的根本问题”［50］，而实际上，那时他已经参照苏联刊发的新资料，集中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艺论述，写译了一批文稿，《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的现实主义》是当时获得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该文初刊时即注明原有所本：“是根据公谟学院出版的《文学遗产》上的塞列尔的论文。”［51］据杨慧考察，该文既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塞列尔(也译作塞勒尔)论文的翻译，也对其主题进行了“深化”［52］，而如果考虑瞿秋白在文中加入的注释和议论，应该可以说，这其实是瞿以“编译”的方式所做的观点表达。该文明确反对“第二国际的批评家”以反动的世界观与革命的艺术创作的矛盾来解释巴尔扎克，强调在马、恩的论述中“巴尔扎克只有一个”，他们“并没有把思想家的巴尔扎克和艺术家的巴尔扎克对立起来，并没有把艺术家的主观的宇宙观和他的客观描写对立起来”，并把巴尔扎克的内在矛盾，包括他的王权思想和对没落贵族阶级的同情，都归结为是“深刻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体现，概言之，原作者和编译者都是在以所谓“一元主义的方法”解释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53］。
39、暴力革命与国家消亡：“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40、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41、个人如果单靠自己，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置身于任何团结民众的伟大思想的范围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保守的、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高尔基
42、此一时期的“进向列宁底阶段”以及列宁主义的再阐释，自然包含着对斯大林思想权威的强化，如鲁迅译上田进文章所介绍，时任“拉普”书记长的评论家阿维尔巴赫便在1931年12月的总会报告上主张把斯大林的指示“作为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基础”［45］。台那摩夫在“拉普”第一次批评家会议(1932年1月)上发表的演讲，在强调以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方法为理论活动的基础时举出的经典著作，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列进了斯大林［46］。但需要看到，所谓斯大林体制确立初期，是仍包含着多种可能性的历史时刻，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追求下，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统合成为主导性政策。伴随着科技知识分子日益受到重视，文学艺术领域的“同路人”作家也获得了“公民权”，而原来以“无产阶级文学”自居且执掌文艺领导权、排挤打击“同路人”作家的“拉普”派则受到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原典在这一时期被特别推重，恩格斯致英国作家哈克纳斯谈论现实主义的信公开发表(1932年2月)，列宁的托尔斯泰论被特别提起，都是同一时期出现的现象。
43、书籍是培育我们的良师，无需鞭笞和棍打，不用言语和训斥，不收学费，也不拘形式。——德伯里
44、人世中，欢乐与忧愁，机遇与不幸，疑虑与危险，以及绝望与悔恨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印度〕泰戈尔：《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