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晋景公杀死赵同兄弟后，就想把赵氏的土地赏给祁奚家族。而此时，终于有为赵氏家族说话的人了。晋国执政大夫韩厥说：“赵氏家族的赵衰、赵盾、赵朔都对国家有大功，却没有了后代，也失去了土地，这样让后来的人会怎么想呢?还怎么愿意为国家尽忠?”
2、……而伏尔泰却有别于高乃依，在中国悲剧中刻意地避免了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标志性情节。这种处理方式从道德观和戏剧审美两个角度都颠覆了前人的主张。一方面，在伏尔泰笔下，父亲张惕企图用亲生儿子换王子的性命，母亲伊达梅却竭力阻挠，不顾一切地保护儿子生命，唾弃丈夫的愚忠。这样一来，以臣子之命换君主之命不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凡是生命，无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在平等的视角下获得关照。血缘亲情与君臣之义的冲突置换了善与恶阵营的对立，生命的意义更重于等级制度下的忠诚与职责。在张惕之子死与不死的选择背后，隐藏着启蒙时代以来对于人的本身价值的重新发现，对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勇敢主张。另一方面，伏尔泰认为弑子护君的做法有悖人伦天性，是人性令人厌恶的过度扭曲，只有发乎自然的血缘亲情压倒社会赋予的后天义务，这样的安排才令人信服，符合古典戏剧所要求的逼真准则。故此，伏尔泰对《赵氏孤儿》面目全非的改编，与其说源自中法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差异，不如说是伏尔泰本人，或者说伏尔泰生活时代的法国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戏剧美学正在发生深刻的自我质疑与改变。他所针对的并非仅仅是《赵氏孤儿》所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特有道德观、价值观，而是深刻反思了在一切君主极权社会中，个体在情与理的极端冲撞之下，该何去何从。
3、除去少量关于伏尔泰个人经历的逸闻，戴梅里更多关注的是伏尔泰的职业活动。手稿22158号(1753年)中，弗雷隆写给戴梅里的35封原始信件与同一时期戴梅里所做日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弗雷隆总共提供了20条关于伏尔泰的消息，有些消息还非常长，比如，5月30日讲述伏尔泰在吕内维尔宫廷时与波兰前国王及其总管之间的争执，总共两页半(每页包含正反面)。然而，只有一条信息被戴梅里收录到自己的日志中：“人们很确信伏尔泰在拉维莱特，藏在一个朋友家。莫佩尔蒂到那里去了好几次，看看伏尔泰露面没有。因为他很想给伏尔泰一顿棍棒……”。随后是对莫佩尔蒂的几句恶评。实际上，这条信息的主要人物并非伏尔泰，而是莫佩尔蒂。弗雷隆在信件中，大篇幅地追踪着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关系破裂之后重新寻找落脚地、四处碰壁的经历，当伏尔泰于8月在斯特拉斯堡基本安定之后，接下来四个月中弗雷隆都不再提及伏尔泰。然而，戴梅里的日志中记载的却是市场上流传的伏尔泰作品，比如《为博林布鲁克辩护》《被拯救的罗马》《索邦之墓》《自查理曼至查理五世的简明史》等，尤其是引起很多争议的《路易十四时代》，总共记录了4次。弗雷隆对这些作品只字未提，戴梅里对伏尔泰的颠沛流离也只字未提。显然，图书贸易监察警官与报人对信息的需求取向大不相同。
4、 在盖世英雄铁木真的统率下，亚洲北方的蒙古部族崛起，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王，名展天下。他举兵攻伐金宋，节节胜利。成吉思汗昔日曾恋慕中国公主易达迷，结果易达迷却嫁给了扎迷惕。蒙古灭宋以后，铁木真部将欲斩杀宋朝皇子。扎迷惕忠心耿耿，拟用独生子替换新生皇儿赴死，并指派侍从额坦暗地护送皇太子至邻国高丽。美貌善良的易达迷公主得知丈夫的计划，顿生舔犊之情，心中极为矛盾。鞑靼首领窝阔台与部将思蛮要斩杀其子时，她情不自禁地当众暴露隐情道：“你们杀死的是我亲生儿子，不是真正的皇太子。”为验证皇儿的真假，成吉思汗亲临现场，发现眼前的易达迷竟然就是自己朝思暮想达五年之久的中国情妇。爱情之火焚烧着这位异族暴君，他执意要处死情敌扎迷惕，要求易达迷抛弃丈夫而改嫁给他当皇后。易达迷忠贞守节，当众道出“我敬仰扎迷惕，我爱他”的心声。成吉思汗妒火中烧，认为只有处死扎迷惕父子，才能解除心头之恨。扎迷惕与阿赛利里应外合，欲举行暴动推翻蒙古人政权，这一努力最后宣告失败。毫不屈服的易达迷与丈夫准备执剑自杀，殉节报国。成吉思汗为中国士阶级的崇高道德所感动，他夺下易达迷手中的剑，破例赦免了这对忠于爱情的夫妇及他们的爱子，并庄重宣告：“我钦佩中原人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慕你们的道德，你们战胜了我。”
5、伏尔泰曾经这样评价《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他使人了解中国精神。”而事实上，伏尔泰改编故事所传达的精神内涵已经与原本戏剧有了较大的不同，对中国社会现实、对儒学亦有一定的误读，他还通过戏剧传达了自己对开明君主制的向往。
6、如若细化到具体情节的处理，伏尔泰所作的最大改动乃是《赵氏孤儿》中程婴之子，即《中国孤儿》中张惕之子的生死命运。元曲《赵氏孤儿》中，程婴假意卖主求荣，向屠岸贾告发孤儿藏身之地，实则用亲子替代了少主，令仇家深信找到确是赵家遗孤，当着程婴的面处决了他的亲生骨肉。在原剧中，程婴的牺牲精神和忠义果敢完全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丝丝入扣地迎合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事实上，十八世纪部分法国观众和批评家一味强调血亲相残情节给欧洲观众带来的震骇，然而类似弑父或弑子的情节早在欧洲人熟悉的古希腊神话中大量存在。从克罗诺斯在母亲帮助下阉割父亲乌努诺斯，坦塔罗斯杀死并烹煮亲生儿子邀神赴宴，俄狄浦斯无意间杀死亲生父亲娶回亲生母亲，阿伽门农将亲生女儿伊菲革涅献祭给阿尔忒弥斯；美狄亚为了报复背叛的丈夫伊阿宋而亲手杀死一双亲生儿女……对于欧洲读者来说，这些家族至亲相残故事并不陌生。即便在高乃依出版于1647年的悲剧《赫拉克勒斯》(Héraclius)中，也曾出现过就类似的情节：赫拉克勒斯是莫里斯皇帝(Maurice)的遗孤，为了少主不遭到弗卡斯(Phocas)的杀害，忠诚的女管家列奥蒂娜(Léontine)也用亲生儿子换取了赫拉克勒斯的性命。而高乃依对于这样的牺牲精神表示了钦佩和赞誉。可见，至少在17世纪的法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并无太大差异，《赵氏孤儿》中程婴献子救主的行为与希腊神话甚至法国古典悲剧之间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效忠君主都被视作高尚品格。而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文化中，家族至亲间的彼此残杀之惊心动魄更胜过仇人间的血腥屠戮，也更富于戏剧的张力。
7、图书贸易监察官的职责繁杂而艰巨，根据1759年戴梅里向新任上司、警察总监萨蒂纳提交的报告，他的主要工作职责如下：每周向上司提交一份报告，汇报一切新出版的图书，并提供可疑书籍的样本；每周两次查访巴黎图书贸易行会，监管从外省和国外运到巴黎的图书，突击搜查书店和印刷铺，查封非法书籍并将之存放在巴士底狱，逮捕、转移囚犯，时不时还要到埃克斯、斯特拉斯堡等外省地区去执行任务。有时还要承担一些临时的任务，比如戴梅里保留下来的另一份重要资料《1764年王国图书贸易业与印刷业状况》，就是奉萨蒂纳的命令，对法国全国范围内的出版业进行的大规模普查。启蒙运动盛期出版业非常繁荣，戴梅里的工作也更加繁忙。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戴梅里对他所主管的图书贸易行业越来越熟悉。因此，不难理解他的关注点越来越集中于本职工作，注重书籍信息的取向更加明显，日志中的逸闻越来越少，从1755年起，就不再提及作者或印刷商、书商的消息。1765年起，不再对书籍加以评论，甚至很少提供该印刷品的创作背景。到了最后三年，戴梅里对伏尔泰作品的记录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页，*开本，在日内瓦印刷，此地有几份，是通过邮局寄过来的。这还是伏尔泰的新作。”
8、 张裕 zhangyu@whb.cn 舒也 xjz@whb.cn
9、(10)路易十二(LouisXII，1462-1515)，法国国王，1498—1515在位。
10、马若瑟曾担心自己译文不当会遮蔽《赵氏孤儿》，在写给福尔蒙的信中他说到：“我希望，这些(笔者注：指翻译的风格与语句结构)都不会阻碍您感受到充满在这篇作品的中的美与伟大的情感”。《赵氏孤儿》的翻译尽管也并不是无可挑剔，但其戏曲翻译尝试的精神却十分可贵，是译史上的一座丰碑，马若瑟也因而是中西戏剧交流史上最早的摆渡之人。大文豪伏尔泰在他根据《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中国孤儿》(L’OrphelindelaChine)的《献词》(Epitre)中就这样评价这篇译文：“《赵氏孤儿》是一部珍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胜过人们已经做过的以及将来要做的关于这个大帝国所有之陈述。”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代，《赵氏孤儿》在西方首次彰显了中国人与黑暗势力坚决斗争，为正义事业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第一次在海外奏出了中国人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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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书以结构性分析为框架，创造性采用跨语际、跨视觉的研究方法，从人民的定义、社会身份平等、自然宇宙观、言论自由四方面着眼，具体分析了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讨论与制度建设，以及后世英国对中国材料的译介引述和对中国形象的褒贬讨论。
13、 我创作这部悲剧的念头起因于前不久读到的《赵氏孤儿》(l’OrphelindeTchao)，马若瑟神父(6)将这部杂剧译成法文，刊登在了杜赫德神父(7)出版的那部通志里。这部中国戏剧创作于十四世纪的成吉思汗朝。它为鞑靼征服者不谋求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他们保护中国业已存在的所有艺术，对其所有律例也全盘采纳。
14、转瞬间，一个叱咤风云的马背英雄变成了道德与美的崇拜者，一位多愁善感的情郎，一位被文明所感化的野蛮人。他突然改弦易张，赦免张惕夫妇，正是伏尔泰反复考虑之后的理性选择。事实上，1754年末，当伏尔泰终于有时间集中精力创作这部悲剧之时，内心颇多困扰。和往常一样，伏尔泰希望剧本“投合公众趣味”，“挑动观者激情，扰乱人的内心，令人感到痛苦”。然而中国历史记载中，“鞑靼人赶尽杀绝”，如此残暴的行为恐怕“难以让任何人流泪”。伏尔泰承袭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于戏剧动力的理论阐释，即悲剧的主角既不能是绝对的恶人，也不能是绝对的善人，而是具有弱点，免不了常人错误的人，这样才能唤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之情。绝对的恶人，至多令人心生厌恶，却无法唤起真正的悲剧情感。这一点上，中国戏曲美学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传统悲剧通常会设立善与恶的彻底对立，呈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因果报应说，用邪恶者终遭惩处和善良人沉冤昭雪的情节设置，宣扬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善恶观，在普通观众心中唤起满足感和喜悦感。在人文主义滥觞的十八世纪，伏尔泰等启蒙哲学家深刻地认识到人性之复杂，意识到理性对情感控制的薄弱，也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并无正义的至高存在时刻监控着人类命运，随时惩恶扬善。故此，剧作家愈来愈热衷于表现个体内心深入各种力量的对抗和挣扎，强调人本身的善恶复合性。
15、伏尔泰与戏剧界的人们交往密切，据说出色的女演员阿德莲娜(1692—1730)，就是在伏尔泰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阿德莲娜是很好的悲剧演员，她拥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表演风格清新自然，不造作。伏尔泰还通过自己剧作的上演情况，发现并培养了男演员勒甘。勒甘在19岁时，被伏尔泰接到家中，并辟出专室供其排戏之用。勒甘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伏尔泰剧作《保全下来的罗马》中扮演提图斯，一举成名。这个其貌不扬。嗓音沙哑的人，却颇有表演才华，演艺事业一帆风顺。在戏剧服装方面他做了必要的改革，使之符合剧本本身所反映的时代。在他的带动下，1775年上演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时，女演员不再穿用有鲸骨支架、下摆宽大的裙子，而改穿线条比较流畅、造型比较简约的裙服，尽管这离真正的中国式服装还相距遥远，但毕竟走出了戏剧服装模式化的困境。
16、1758年之后，伏尔泰的小册子作品则更多超脱了个人恩怨、事业竞争的范畴，直接参与到启蒙运动的主要冲突事件和思想斗争之中。比如尖锐抨击弗雷隆、肖迈、彭比尼昂等反启蒙文人的《无用的当……》《可怜虫》《俄国人在巴黎》等作品；抨击教会对启蒙哲人采取严厉措施的《卑微的阿勒托波利斯主教的牧歌训令，值卑微的皮伊主教让·乔治的牧歌训令出版之际》《尊敬的神甫给大诺夫哥罗德牧首的训谕》等讽刺小册子；揭露高等法院司法不公、为卡拉斯伸张正义的《伏某先生致达某先生的信》等小册子；还有《贝利撒留逸闻》等嘲讽、抨击索邦神学博士的宗教不宽容精神的作品；这些都是伏尔泰最为成功、最为精彩、最具战斗力的作品。伏尔泰小册子作品的内容与主题的巨大变化，与启蒙运动遭遇的重大危机直接相关。
17、内容提要在启蒙运动盛期，伏尔泰是负责监管图书贸易的警察戴梅里的重点监控对象，在其工作日志中伏尔泰的名字曾频频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由反启蒙喉舌《文学年代》主编弗雷隆提供的逸闻，将伏尔泰刻画成道德败坏、狂妄自负的无耻之徒。而与之不同的是，戴梅里尽管将伏尔泰视作一个“坏臣民”，但总体上对他持开明温和的态度，并对其才智表现出一定的欣赏和尊重。《戴梅里日志》记录的书目还进一步揭示，戴梅里尽管注意到了几乎所有的启蒙哲人及其作品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思想冲突，但却没有察觉到“启蒙运动”。反而是以弗雷隆为代表的反启蒙势力将启蒙哲人们视作一个浑然一体的群体，构想出“启蒙运动”这股思想潮流并与之激烈论战。戴梅里与以弗雷隆为代表的反启蒙势力之间的这种差异，揭示出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与权力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
18、(6) 马若瑟神父(PèreJoseph-HenriMariedePrémare，1666-1736)，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曾作为清廷特使赴法，代表康熙皇帝与法王路易十四联络。伏尔泰在《中国孤儿》的献辞中将马若瑟神父的姓“Prémare”误写为“Brémare”。
19、罗湉，北京大学法语系学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四大)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系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主要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史与戏剧领域的研究。
20、《西中有东》充分体现了包华石艺术史与思想史并重的独特研究路径，不仅论述逻辑完整，而且在方法上颇富新意，采用了跨语际、跨视觉分析。
21、实际上，分析一下戴梅里在《作者纪事》中对诸位启蒙哲人的刻画就能够发现，戴梅里欣赏哲人们，至少对这些人总体上并无太大敌意。戴梅里盛赞丰特奈尔是“我们的时代最卓越的天才之一”；称孟德斯鸠“是一个有着无限才智的人”。戴梅里以钦佩的口气描述达朗贝尔，“他是一个个性和才智都很迷人的人，18岁他就进入了科学院，也是柏林科学院的成员。他在数学方面尤其出众，目前正与狄德罗一起为《百科全书辞典》工作”。狄德罗得到的评价稍低一些：“这是一个充满才智、却极其危险的人”，“是攻击宗教和良好道德的书籍的作者”。在戴梅里的眼中，马蒙泰尔和卢梭也是聪明、成功的作者，前者“是个有才智的人，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一些悲剧，取得了成功”；后者则“有很多才智，写了些给他招来了猛烈批评的文学作品，而他完美地摆脱了这些批评”。对杜克洛，戴梅里只提到他写了“引起很多喧嚣”的《路易十一世史》，还写过一部小说，并提及他的保护人。尽管没有直接的评语，但这些描述中并没有贬义。这些作者都是因各种原因而受到戴梅里监视的，他当然知道这些人的作品“反宗教”、“反良好道德”，或者总是会引起“喧嚣”、引发论战，打搅权贵或公众的“平静”，他的评价语调却也平和，对他们甚至持一种欣赏的态度。对其中一些比较年长的，比如丰特奈尔、孟德斯鸠，其语调可以用毕恭毕敬来形容。即便伏尔泰是个“坏臣民”，狄德罗“极其危险”，戴梅里也对他们的才智保留敬意。
22、蒋楚婷 jct@whb.cn 朱自奋 zzf@whb.cn
23、 中国人既然早在十四世纪就能写出比所有欧洲人都优秀的诗剧，何以竟始终停滞在尚粗糙的艺术童年？反观我们这个民族，由于肯用心，肯下功夫，反而产生了十几部戏剧，虽不能说部部超卓，但在这一文学体裁上却已然超越了世上所产生的所有戏剧。和其他亚洲人一样，中国人先于我们便已了解了诗歌、雄辩、物理、天文和绘画，却止步于最初的基本概念。他们有条件在所有方面均领先于其他民族，但此后却始终不曾进步。他们犹如那些曾教导过希腊人的古埃及人一样，到最后却丧失了哪怕作为希腊人弟子的资格。
24、流行观点主要出自《史记·赵世家》，因其说法矛盾重重，又与《左传》矛盾，所以被认为是伪史。
25、伏尔泰改编之后给其取名为中国孤儿，其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角度全部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原来的中国式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已经完全见不到了，伏尔泰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伏尔泰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当南宋被元朝灭亡以后，元朝人急需找到南宋最后一个皇帝的皇子，而南宋末代皇帝的一位大臣张惕，想办法想用自己的儿子来代替皇子，却遭到了他爱人伊梅达的拒绝。伊梅达曾经在北京的时候被成吉思汗看中过，当成吉思汗再一次找到伊梅达的时候，旧情复燃。
26、 这部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则完全是另一个题材。我还选取了一个与这二者截然不同的题材，只是名字有些相似。我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成吉思汗那个伟大的时代，我想通过这个时代描绘出鞑靼人和中国人的风俗；这种风俗描写虽说是艺术的秘笈之但若不能激发出公众的道德感，则无异于虚浮的消遣。
27、同样，《赵氏孤儿》的男性人物个个忠肝义胆，视生命为草芥。为了主人的家族香火延续，公孙杵臼毫不犹豫地以身赴死，程婴冷血地献出儿子的性命，成年后的赵氏孤儿则毫不犹豫地杀死义父，为家族复仇。而经过伏尔泰的大幅删节，原著中的男性人物仅存程婴一人，也就是张惕的原型。虽然程婴与张惕的角色身份和行为个性之间差异颇大，但是伏尔泰至少保留了他的核心行为：用亲生儿子的性命换取效忠对象的血脉存续。但是，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为程婴的行为所震撼，是因为程婴是牺牲自己家族的血脉来换取另一个家族的存续，这种牺牲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交换的意义，是对封建忠仆精神的超乎寻常的完美阐释。而伏尔泰在塑造张惕的角色时却表现得瞻前顾后，犹豫难定。剧作家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感到原作人物过于理性忠义，淡漠生命，缺少人性的暖色，令一方面又为程婴的义举而深刻震撼，体会到令人战栗的崇敬感。这矛盾的态度也导致了张惕成为全剧最受争议的人物。初期演出中，甚至演员自己都难以接受张惕的行为，以至擅自添上了几句台词：
28、1734年2月，法国的《水星杂志》发表了马约瑟的译文片段，1735年，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史》上。1755年，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仅18世纪，它就四度被改编上演，三度被译成英文，这部悲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29、(13)当指召公舍子救宣王的故事，典出《国语·周语·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30、 如前文所说，这部翻译收录到《中华帝国志》当中，杜赫德写了一篇序言，他讲到，这部中国戏剧没有遵守三一律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歌正如我们也有自己的诗歌。当时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评家赫尔德也认为该剧是模仿自然的、成功的作品，是中国人民智慧的产物，是可以和古希腊的悲剧相提并论的。
31、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学者，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教授、前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专攻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研究。同时供职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国家人文基金会(NEH)，并任英国视觉艺术高等研究中心(CASVA)海外顾问。他的研究聚焦艺术在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历史层面的表现及影响，关注个体力量和社会公义的艺术表达。
32、赵世家云，一个叫屠岸贾的奸臣屠戮了赵氏，只有一个孤儿赵武因为家臣程婴用自己的孩子做替死鬼瞒过了屠岸贾，赵武长大后晋景公平反了冤案，杀死了屠岸贾。
33、 最后，成吉思汗感动了，所有人一律赦免，还任命张惕为官，专门传授汉文化，帮他治理国家。
34、伏尔泰版本的《赵氏孤儿》，时间从春秋时代改到了宋末元初。大致故事为，南宋末年，成吉思汗(Gengis-Kan)攻陷北京，宋皇临死前向大臣张惕托孤。成吉思汗闻讯后四处搜捕大宋遗孤，以求斩草除根。张惕(ZamtiouPierreSarrazin)为了救孤，不惜以自己的儿子顶替宋皇之子，而其妻伊达梅(IdaméouMademoiselleClairon)虽然理解丈夫，但强烈的母爱又使她拼死反对丈夫的决定……由此在成吉思汗、张惕夫妇与两个孩子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故事。
35、此事气坏了赵庄姬，她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把账都算在了赵氏的头上，赵氏孤儿历史真相是她联合了对赵氏有积怨的栾氏、郤氏，共同对付赵氏。几股势力在晋景公面前轮番诬陷赵同和赵括要谋反。晋景公信以为真，杀死了赵同、赵括。
36、伏尔泰(公元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学校学习时成绩优异，并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对封建统治表示极大的愤恨。由于他总是发表对统治阶级不利的言论，因此总是和权贵们发生争执，甚至被拘捕和流放。但是他的才华却受到世人的尊敬，他周游欧洲，后来在偏远的法国北部边境靠近瑞士的地方居住下来。
37、 据法国学者安田朴的《中国之欧洲》一书介绍，由艾伦转译改编、英国著名喜剧演员墨菲主演的《中国孤儿：五幕戏剧》，刚上演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受到了特殊的好评，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此剧开场词给西方人了解神秘而遥远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从而促进了孔孟之道与儒家伦理的传播。剧中这段重要的开场词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有一位诗人乘苍鹰的双翅，向着新的道德翱翔，飞向日出处，飞向东方的中华帝国。它勇敢地使英国人听到了儒家伦理。”这个改编本彷佛更在意它在舞台上的表现。在孤儿的表演上，墨菲认为由演员自己去表演更能激发唤醒观众的感情，而且舞台上增添了一些戏剧化的表现，声音、动作上都有所改变。伏尔泰剧中的文明优胜论在这里完全找不到影子了，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剧，此后还飘洋过海在美国多次上演。
38、“这些逝去的王者，灰飞烟灭/难道他们是你的神明，你怕五雷轰顶？/这些无能的神明沉睡在坟墓里/难道你向他们发誓过要杀死自己的亲子？/唉，伟大或渺小，庶民或君主/某一刻由无聊的标志区分开/其实天性相同，都会遭遇不幸/一切人类都忍受着自己的痛苦……”
39、实际上，启蒙哲人们的著作遭到当局的监控、引起他们的担忧，未必是因为当局认为这些书有多么恶劣、危险。1751年，巴黎书商们要求印刷伏尔泰的新书《路易十四时代》，“但马勒泽尔布不同意，因为他不知道公众对此书会有何种反映”。这反映出权力当局的主要关注点，他们担忧这本书可能造成的公共影响，担心它会引起争议，引起“噪音”。显然“噪音”并不符合控制公共话语以“维持秩序”的目标。对文人之间的纷争，戴梅里的两位上司之间的通信明确了他们的处理原则：“面对这种事情，政府的原则应该是处罚其轻罪，而不偏袒一方胜过另一方。”。换言之，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对小纠纷就采取围观策略，等待事件自然平息；对大争议则采取压制手段，令双方闭嘴。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够阻止思想骚动，平息观念冲突，维持“公众的平静”。然而，18世纪的法国图书贸易管理总体上是失败的。围绕着伏尔泰等启蒙哲人及其著作而涌现的大量论战小册子，表明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之间的思想论战日益激烈、日益公开化，当局压制思想论争和冲突的企图彻底失败，管控公共话语成为空谈。宗教、政治、财税、贸易等各方面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最终，精英阶层的思想分裂演变成社会分裂，危机迫在眉睫。
40、将哲人们视作一个“小集团”、一个“派系”，并非弗雷隆独有的观点，戴梅里所记录的反伏尔泰小册子明显揭示了这一点。比如，一份标题为《因〈百科全书绪论〉而为形而上学辩护，及某先生关于伏尔泰对帕斯卡思想的批评的意见》，将伏尔泰与《百科全书》联系在一起；再比如，居庸所著《新哲人的神谕，续补和阐明伏尔泰的作品》，以伏尔泰为目标，却把“百科全书分子”也都包括进去了，是威胁到《百科全书》生存的作品之一；再比如，《为伟人复仇，或对伏先生及其他一些哲人对著名人物的评价的检验，按字母顺序排列》，将哲人们整体作为靶子，而非伏尔泰一个人；再比如，某个给自己命名为“反卢梭”的人，写了《献给祭坛与祖国的礼物》，在其中驳斥伏尔泰关于“四个美好时代”的观点；还有《对贝利撒留和卢梭、伏尔泰等人的圣言的反驳》等小册子作品，也将早已决裂的伏尔泰与卢梭划入同一阵营中。
41、在《戴梅里日志》中，随着伏尔泰的小册子数量一同上涨的，就是那些“回应”他的小册子，如《关于叛徒伏尔泰的第三封信》《可怜虫致伏尔泰的诗体信》《老实人致伏尔泰的谢词》《……的哲人，或某夫人的回忆录及其关于伏尔泰的不虔诚、恶劣品行、愚蠢的讲话》《魔鬼致伏某先生的诗体信》等。这些小册子作品的大量上涨，反映出从18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法国精英界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公开化。戴梅里所记录的书目，能够反映这20年中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之间的主要斗争，比如，1752年的“普拉德事件”(戴梅里记录了这个不幸的教士逃到普鲁士宫廷的生活)、“彭比尼昂事件”(戴梅里记录了伏尔泰反击他的作品，如《无用的当……》《俄国人在巴黎》《可怜虫》等)、帕里索的“喜剧《哲人》事件”(戴梅里记录了这部剧作及其引发的伏尔泰的反击之作《苏格兰女士》以及《伏尔泰致帕里索的信及回信，值喜剧〈哲人〉上演之际》《关于喜剧〈苏格兰女士〉的信》等一些小册子作品)，卡拉斯案也在戴梅里所记录的书目中得到了良好的体现，比如《论宽容》《伏某先生致达某先生的信》《卡拉斯夫人之女佣的司法声明》等。1767年由《贝利撒留》所引发的关于宗教宽容的论战也体现在《与贝利撒留相关的文集》《贝利撒留逸闻》等小册子中。
42、赵世家云，一个叫屠岸贾的奸臣屠戮了赵氏，只有一个孤儿赵武因为家臣程婴用自己的孩子做替死鬼瞒过了屠岸贾，赵武长大后晋景公平反了冤案，杀死了屠岸贾。
43、以视觉艺术追踪政治抽象概念的发展，探究中国悠久的正义传统
44、反思启蒙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思想的误读，复原历史的趋同共存
45、△该问卷将于2022年11月29日20：00关闭。
46、伊美达为了保护自己儿子，先供出了皇子，然后又去搭救皇子，最后无望之后，她知道自己背叛了丈夫，最终选择了跟丈夫和自己的儿子一块去赴死。但成吉思汗一是念及旧情，二是被伊美达的举动所感动。成吉思汗赦免了他们。成吉思汗还任命伊梅达的丈夫张惕为官，帮其治理国家。
47、票价| 80元•45元(文消卡)/50元•28元(文消卡)
48、 按理说，既然那些寓言已经能让动物讲话，那么让人讲话、使之走上舞台并形成戏剧艺术似乎已近在咫尺；可那些有创造才能的民族竟从未打算尝试一下。由此可以想见，在那些古代民族中，惟有中国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才是真正掌握了社会精神的民族。事实上，欲使人们的交往更和睦，风俗更淳和，理性更完善，莫过于让他们汇聚一堂，同赏戏剧，共同领略那种纯心灵的欢愉。君不见，俄罗斯开化伊始，彼得大帝便在建设彼得堡城的同时修建了若干剧院？又不见，德意志愈是进步，我们就愈是频频看到我们的戏剧为其接受？上世纪那少数几个未接受戏剧的国家，如今皆已悉数被弃于文明国家之外。
49、 伏尔泰早就发现，中国文化具有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有时虽然不能与武力外侵相抗，最终却能够同化胜利者，反败为胜。这一切无疑使伏尔泰无限着迷，无限崇拜。
50、1748年至1753年，刚入职的图书贸易监察官戴梅里迫切需要了解他负责监管的行业的基本情况，因而大量搜罗有关作者、书商和印刷商的人生经历和人际关系的信息，并编撰了《作者纪事》和《书商、印刷商纪事》。可能与此情况相关，最初几年的《戴梅里日志》也表现出对与作者、书商、印刷商相关的消息、逸闻的关注，专门列出“作者消息”和“书商消息”两个门类，时不时记述一些与出版物无甚关联的消息，比如，伏尔泰参与不光彩的金融投机事件、与希舍尔打官司的事情等。这些逸闻乍看之下与图书贸易业本身并无关系，却符合一个尽职尽责、试图监控图书贸易的警察的身份。因为图书贸易涉及方方面面，从作者到读者，中间牵涉审查官、铸字工、造纸商、印刷商、镌版工、书商、流动小贩和广告商等，其中还总有形形色色的权贵人物的干涉。因此，“为了在文学派系的复杂亚文化群以及出版业的阴谋诡计中开辟一条道路，他需要参考信息”。以便厘清相关的人物关系，特别是无处不在的保护伞网络。
51、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屠岸贾，赵氏是长期霸占六卿之位的大族，而六卿根本没有屠岸一族，一个权臣家族怎么可能被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屠戮呢。
52、与弗雷隆相比，戴梅里所记逸闻通常都比较简略，对伏尔泰的记载非常冷静，态度超然，不像弗雷隆那样喜怒形于文中。比如，“伏尔泰赢了与犹太人的官司”；“大家都肯定伏尔泰已经死了，几天以来人们得到了来自柏林的消息”；“人们确信伏尔泰在科尔马娶了格兰格兰先生的侄女”。这种平静、中立语调也被戴梅里用于《作者纪事》中对伏尔泰的记载：“他是法兰西学院的，德尼夫人是他的外甥女。”“1750年6月，他突然离开了他的祖国，去了普鲁士；他的王家史官的职位被给予了杜克洛。”“他在上一年的9月15日失去了夏特莱侯爵夫人。”对伏尔泰的个人经历的描述总体上偏中立化，不带感情色彩。接着，戴梅里用相当长的篇幅讲述自己奉命展开的一次搜查，最后评论道：“这次由伏尔泰指使的搜查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在那里发现了攻击国王和(蓬巴杜)侯爵夫人的诗歌，这些诗歌也许是伏尔泰写的，或是某个附属于他的人写的，这会揭露很多事情的。”戴梅里以津津乐道的语气讲述这个故事，行文中并无反感情绪，而是将之评价为“有趣”，颇有幽默之感，显然戴梅里并不像弗雷隆那样将伏尔泰视作“无耻”“恶毒”“卑贱”之流。
53、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亦如同一文化内部的交流一样，是极度复杂精巧的过程。启蒙运动时期的智力交换，通过翻译过程调解、改造。因此，受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形成的、作为现代社会建构基础的政治理念，不是西方独有的，中国也有相似的讨论。它们为中国和西方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共享。权利平等或言论自由等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而非某种文明的原生价值。
54、实际上由始至终都是晋景公导演的一出戏，晋景公妹妹，赵朔妻庄姬私通其堂叔赵婴齐，被另外两个堂叔赵括(当时是赵氏宗主)、赵同，驱逐，庄姬向哥哥景公告状说两个堂叔谋反，景公利用赵氏家族内部矛盾，杀死了亲缘更远的那一支赵氏，然后把赵氏的封地都转给自己的外甥也就是赵武，这就是赵氏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