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如何变成这种人，我也不大清楚。我狠狠的掴了裕美很多巴掌，她没有反抗，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记起我母亲那双眼睛。
2、 然后我梦见家后的小山着了火，漫天漫地的烧着，母亲自此消失。 (黄碧云小说)。
3、(1)凌逾《重构中西文化因子——从非虚构的虚构看文学大势：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从《烈佬传》蕴含的中西文化因子出发，论及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本文立足香港社会、历史情境，结合新作《卢麒之死》论黄碧云非虚构转向的本土性思考。
4、于我而言，她的文字代表了2000年前后海派文化的一个分支；相比于乡土文学，在她构建出的文学世界中，都市边缘人物的生活状态阴郁，无可奈何；人物面孔多变，桀骜不羁。这也是她一直被人诟病的地方：她笔下的主角一般都不为生计及未来发愁，在情爱欲望中游走，也会保留清澈纯净的眼神；只需要穿着棉布裙子和帆布鞋，披着海藻般的长发游戏人间。
5、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黄碧云《沉默.暗哑.微小》(黄碧云小说)。
6、南都周刊：你的写作越来越不在乎读者了。你在乎过吗？
7、我开始觉得很疲倦，四肢乏力，眼睛再也睁不开来。裕美沉默而悲伤的看着我。我的妹妹的脑袋被子弹打得稀烂。母亲在黑暗里煮茶。大哥在田野里拉着我的手，偷偷的收藏我的小木鸟。三藩市、德萨斯、动静，医院的长廊及清洁的药味。我的白袍，一生如此掠过。现在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玩得十分疲累，在火车经过隧道时打了一个盹。我梦见我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身上长满了癌细胞。我梦见我即将死亡。过了隧道后我会回到我的家，我的母亲穿着莲青粉荷的和服在煮茶，妹妹芳子叫我“二哥二哥”，然后大哥会还我那令我十分沉迷的小木鸟。
8、 黄碧云对笔下人物的人生设置，一向非趋于完满。《微喜重行》中的“缺憾“题旨，一如黄氏往作，带有鲜明的个人选择烙印。作者借男主人公父亲之口，道出其与时代之间的联系是“乱世浮余”。“大巧若拙”，指示了主人公的主体性格基调。他以不间断的主动放弃为姿态，实现了对这城市主流价值观以及利益架构的挑战，避免落入了世俗成功的窠臼。“我会尝试由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大经历：他的成长、他后来结婚、生孩子、移民…..那些很生活化的事，写进了他的里面。” 在黄碧云以往的作品中，这种对“普通感”的念兹在兹，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反智”倾向。黄碧云早期的作品，题材往往剑走偏锋，与其专业背景相关。黄毕业于香港大学，获社会学系犯罪学硕士，并供职传媒界多年。理论而言，法律界出身的作者对司法与犯罪系统化的认知(专业方面的因利就便)经常导致作品向推理风格靠拢，比方里查德•帕特森(RichardPatterson)、约翰•格里斯厄姆(JohnGrisham)和斯考特•特洛(ScottTurow)。这类作品中往往存在关于“法”与“理”交互作用的基本模式。但黄早期的作品即离弃甚至消解了这种倾向，颠覆某种关于“法”的思维定势或者价值判断，呈现出题材选取与小说主题之间微妙的制衡与反差。“颜纯钩曾经如此评价：“这个香港的小女子黄碧云﹐年纪轻﹐却对丑陋与邪恶兴趣盎然﹐而且又用的是这样一种漠然和茫然的笔调﹐就好像整个世界已经地老天荒﹐失去了价值判断也用不着价值判断” ，比方在〈罪与罚〉中，她写道：执法者可以是犯罪者，狱卒可以是凡人。” (〈双城月〉中陈路远的形象诠释了这一点)。司法界的多年浸淫，犯罪学专业知识的熟稔造就其人物群落的复杂与特异，然而黄的笔触恰将之堕入凡尘。建基于智性的逻辑化叙事元素被稀释，代之以凡俗的欲念错乱与日常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体现在道德尺度层面，在作品中造就一种令人畏惧的克制性文字表达。如在〈失城〉中﹐陈路远杀死了妻子赵眉与四个孩子﹐请邻居见证：
9、(35)刘大先：《当代经验、民族志转向与非虚构写作》，《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第23-36页。
10、(41)黄碧云回应曾瑞明《评黄碧云》，《立场新闻评书》2019年2月23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book/
11、2004年“我理解的‘后’甚至带点邪气、不恭，广东话就说好‘阴湿’，所以我的‘后’是愉快的。”黄碧云对后殖民的理解尽管与前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实践方式不同，但言语间洋溢着沾沾自喜的女性“阴湿”特权，以非男性的“邪气”暗中抗拒，依旧将自己留在后殖民思维当中。殖民思维是东西方之间“是与不是”“我与他”之二元秩序的建构，后殖民则以“暴烈”作为情感动力，以“对抗”作为策略，以“革命”“自由”“解放”作为解殖的途径和终极理想。后殖民写作拒绝被定义，被归纳，被典型化。黄碧云的后殖民书写视域是宽广的，并不局限于香港，她以跨国视野书写的殖民地历史与故事因而有其独特性与深刻性——“犹疑的第三立场”，“第三立场是暧昧不定的创世”。然而后殖民之后呢，回归以后，香港解殖之宏大叙事的正当性某种意义上已经失效。经历“失城”(香港)、“环游”(世界)、“回流”(香港)，理智之年重返香港文坛的黄碧云思考走出后殖民写作之必须与必要：沉默的不只是“她者”，也是“他者”，非殖化不意味着解放，后殖民抗议写作可能因对象的宏大而陷入无目标性的情绪宣泄。走出后殖民写作即是对性别对立、绝对强弱、中心边缘之立场的修正与调整，不再局限于对殖民历史、女性历史的“逆写”，也不泛泛书写世界范围内后殖民的普遍状况，而是以非虚构写作的介入姿势深入香港当下的现实：既写都市的(湾仔)地方志、无声的被忘却的底层，也触及香港日益尖锐化的青年问题。
12、小别数星期，她没有瘦，也没有憔悴。我细看，她的脚甲仍旧剪得整齐，寇丹好好的，艳红如常。她床上多了几只布娃娃，此时她手抱小白兔，熟睡如婴。何等安好。我走了她仍然生活得很好。太阳仍然爬上，夜幕一样垂，夜央三时，一样有人熟睡有人清醒。——黄碧云《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13、《恋爱的犀牛》中的马路说：“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黄碧云的《温柔与暴烈》中说：“我对于你，如鲸向海，似鸟投林，无可避免，退无可退。”
14、 死了。怎样死的，死是怎样的，全都不清楚，只是突然有人告诉你，死了，没了，不再存在了。所有的都完了，我便大哭起来。
15、 相关于此，在黄碧云早年作品中不断被表述与演绎的两个意象，“疾病”与“死亡”亦在这部小说中复现，然而与往作两下相较，意味亦大相迳庭。在黄碧云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疾病／病态构成了很重要的主题与叙事线索。而这些疾病在病理学角度大多由非正常／失范因素所引起，比方〈呕吐〉里面的叶细细，因为她童年不愉快的记忆造成一种呕吐性的性行为错乱；〈捕蝶者〉中的陈路远，杀人之后长疮；〈双城月〉的曹七巧，经历过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以后患上癫痫失语症；也包括〈丰盛与悲哀〉里的男主角，郁郁患癌以后，整个电影拍摄过程戛然而止。桑塔格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疾病是一种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 ，桑塔格从疾病的病理特点分析入手，结合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政治观点剖解文学作品中的疾病隐喻。指出隐喻与所隐喻的对象之间具有的相似性、关联性、联想性，例如将城邦比作有机体，将文明失序比作疾病。 桑塔格本人致力于疾病与其隐喻之间的剥离、摆脱，而建立在后者被揭示、批评及细究的基础上。在黄碧云的小说中，疾病经常作为一种带有深重痛楚的隐喻，被极大化地展示，且其常以凛冽与极端的方式书写与呈现。疾病从而成为人性考验的试金石，大多伴随鲜明的惩罚感而出现。这类惩罚感往往以黄小说中另一重要意象“死亡”作为指归，以质地浓烈的“横死”居多。在《微喜重行》中，“疾病”与“死亡”依然指引或预示着小说中重大情节的发生。但其主题基调全然不同，笔触舍弃暴烈而趋于静美通达，文字的锐利痛感也代之以隐痛。可以察觉黄碧云作为作者对这一主题的切入，已由相对单纯的对人性的摹拟转向对人生的检阅。作者对此的省思是，“我以前多是靠自己的敏感，人生的种种都是以一种象喻(Metaphor)出现，现在人生的种种对我来说都是现实。早期像表演多一点，现在像现实，所以我只可以很现实地呈现它，然后出现那种平静感。” 疾病在这部小说中的出现，的确建基于现实的自然渗透与无可选择。如写到女主人公微喜的婆婆，罹患“脑退化症”，作者在文中感慨：她因病“一直毁坏下去，视乎速度，孩子迅速生长，好像是对衰老的抵抗与反驳” 。佛家四谛，生老病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如谛视天道循环的旁观者，不再剑拔弩张，而是顺其自然，代之以隐忍姿态，诠释疾病如何以亦步亦趋的方式将人推入绝境：婆婆一身华服，躺在浴缸里自杀，寻死而不得，被人救起，旗袍被医护人员剪烂。她甦醒后，望着衣物残片，问道：“是我额伐？” 一个老人，以选择性死亡力图实现对衰老与疾病的抗拒，最后表达自尊的机会却丧失殆尽，陷入难言的尴尬。同以往对死亡的凛冽表述不同，在这部小说中，黄碧云将之视为“衰老”之彼境，致力于表达“老去”的过程中，人与“死亡”并行渐近的平静之感。
16、人世的巧合如此，我不觉诡异，只是隐隐觉得凄凉。
17、当然我在车站一望便把他认出来。他的头发已经全秃，而且还一拐一拐，迎上来，叫我：“平岗。”然后替我提行李。我从不知道大哥双腿有碍，后来他解释说，数年前地震，双腿为塌屋子所伤。
18、这之后，我开始明白我的厌恶。我厌恶那些激烈的姿势、厌恶自己的虚假造作。当然，明白也不会令我的虚假和造作减少，但它会让我心里踏实些。
19、我不知道我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她的读者，但毫无疑问，她的风格在当时自成一派，哪怕她并不被主流文学评论界所青睐，却对喜欢她的读者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上大学和读研期间，陆续又读到她的几本作品，《二三事》、《清醒纪》、《莲花》、《素年锦时》，对她的文字还是喜欢极了；在读书笔记上摘抄她书中的段落，用这些“金句”来做QQ签名，显得个性十足。至今记得我的第一个腾讯ID"热带鱼"的出处，来自《彼岸花》的段落：
20、 回到家里，我忽然浑身作痛，很痛很痛，我便开始打她，然后注射吗啡针。
21、但是特蕾莎不一样，托马斯爱上了她，就因为六次的巧妙的机遇，他爱上了这个纯真的女人。他留她过了夜，并且和她生活了一辈子。特蕾莎对托马斯的爱情是理想主义者的。她做爱时，“在她体内的喊叫，是为了表达她那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的爱情，要消除一切的矛盾，消除肉体和灵魂的两重性，甚或消除时间。”
22、 在《烈佬传》中，黄碧云的创见之一是大量使用粤方言入文。纵观中文小说谱系，以方言为主体语媒进行写作并非鲜见。早期韩邦庆《海上花烈传》吴语成文，是为大宗。当代作家亦不乏其人，如马华作家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台湾甘耀明的《杀鬼》等。而这些作品多以地域文化认同乃至与其相关的历史延承作为指归。然而，与上述几位不同，黄碧云对方言的选择，更为清晰建基于其“人本主义”立场。在小说《烈佬传》中，作者尽量还原一个“白粉佬”的原生态生活格局。在语言上亦表现出强烈的代入感，交杂着“俗语”、“俚语”甚至“粗口”的粤方言作为“烈佬”的主要言语方式，贯穿了整体叙事脉络。“以其言写其心”，表达对叙述主体的深刻体认。言及于此，黄碧云的阐释是：“我不会当他是一个对象(Object)或他者(other)，我不可以这样对待他，因为这样仍然会把他归入社会的另类，不能把他归入被别人排斥的一类。然后我就像是在外面看他，这就等于去动物园去看动物一样，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一定要是“他”，然后那个表述才拿回主体。而主体是他，主角是他，不是我们。不是一个社会上所谓大多数人，去论述一个弱者。”
23、(37)李薇婷：《档案、情感与群众：的文字与色彩镶嵌术》，《虚词》2019年1月3日。https://p-articles.com/critics/html
24、而黄碧云是谁？在香港这片窄小且并不丰腴的文学土地上，她的名字，常与亦舒、张小娴列在一起，被认为同是为这座都会城市立传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