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君王，要做的是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通过赏罚机制，使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而这其中的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的人去担任合适的职务。
2、悌指兄弟之间，要相亲相爱，某人有困难了，要伸出援手积极帮助。
3、个人认为核心是通过内省，提高自身境界，达到与世界万物的合谐。不论是儒家的修齐治平，还是佛家的降伏其心。是内省型的大陆文化。
4、哲学思想——“性善说”，人性本善——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养浩然之气和重义轻利的精神品格。。
5、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 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中的胜利。(法家思想核心)。
6、桓范明确提出“慎刑”主张，反对统治者的酷刑滥杀。他珍重人的生命，“以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断不属故也”。刑罚是残酷的，一旦无辜者受刑而死，便不得复生。他说：“夫刑辟之作，所从来尚矣，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是以古昔帝王，莫不详慎之者……罪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故苟详则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灾害不生，大平之治也。”就是说，如果罪不至死而判刑致死，结果是“死者含恨，生者含忿”；一个社会如果忿恨并作，那么灾害就会不断发生，就不可能有太平。如果罪若有疑，即减轻判刑，结果是“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灾害不生，社会才可能太平。为此，桓范区分了法家的刑罚与儒家的刑罚之不同。他说：
7、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8、怎么来看待《商君书》中的驭民之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驭民这种统治术，都是要全面批判的。中华文化中确实是有糟粕的，这个的确是事实，我们不回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实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有明辨是非的智慧，鉴别善恶的学识。但是《商君书》和法家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认知，鉴别其中善的一面，即正能量的一面，剔除恶的一面，即负能量
9、义有大小之分，大的方面指的是深明大义，就是说遇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时，要有深明大义的情怀，懂得舍小我，成全大我。小的方面指，对任何人都要讲义气，要有仗义之心。
10、法家被认为是从儒家学派里分离出来的一个学派，同时又吸收道家，以及其它学派的思想。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韩非、李斯等人进行了大力发展，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学派。
11、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百姓的政治代言人。强调"不相亲，不相贵，不相犯"。法家作为主要派别之他们对依法治国仍有深远的建议和想法，这足以看出他们对法治的高度重视，并把法律作为强制按章办事的工具，这些体现了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集中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规则。
12、但与荀子不同的是人的自私自利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需要改变的。只是需要以法因势利导，赏罚分明。
13、学思行|在含忍与自由之间——论杨绛的文化人格
14、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历史进化观作为其“法治”的理论基础
15、智指智慧和知识，就是说，人在社会中要不断学习，不断增长知识和智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6、阶级条件：社会变革导致阶级关系变动，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分别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17、这种“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已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关系范畴，而是从社会伦理学意义上来看待利益关系，注重社会稳定、群体和谐、人伦秩序及人格境界。
18、 道、儒、佛家的养生思想：儒家讲的是敬，道家讲的是静，佛家讲的是净．从修为的层次上,我认为一个比一个层次高．
19、儒家一般主张德治为本，有德者有位。作为儒家倾向的人物，桓范很重视君德。桓范讨论君德，首先从“为君难”入手。常人大多认为做国君容易，可桓范认为做国君是不容易的。他先从人们对孔子“为君难”主张的批评讲起：“夫人君者，处尊高之位，执赏罚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为不成？何求不得？……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穑弃也，理讼皋陶也，尧无事焉，而由之圣治，何‘为君难’邪？”人们普遍认为，国君拥有赏罚大权，拥有任命官员的权力，只要用好各种人才，治国的各种事务都能完成，事事能做得井井有条，国君在位则安闲舒适，潇洒自然，做国君是容易的，因此孔子“为君难”的观点是不对的。桓范则赞成孔子“为君难”的主张，认为做一个理想的国君，完成国君的使命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桓范阐述了国君的使命。他指出，君主的使命如同“天”一样。天生育万物，施行恩惠，没有一物遗漏；国君治理天下，应如同天那样普惠万民而不遗漏一人，若“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桓范指出，国君的使命在于施惠万民，而要完成施惠万民的使命，国君首先要有仁与智之美德。他说：“是以在上者，体人君之大德，怀恤下之小心。……虑之于心，思之于内……虽黈纩塞耳，隐屏而居，照幽达情，烛于宇宙，动作周旋，无事不虑。服一彩，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罚纤芥之恶，必有所沮。”这里所谓“怀恤下之小心”，即指国君的“仁”之德；国君有仁爱之心，才可“服一采，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体恤人民的勤劳之苦。所谓“虑之于心，思之于内”；“照幽达情，烛于宇宙”，即指国君的“智”之德。国君有明智之心，才可对断狱、用人、赏罚之事的处置细致入微，没有差错。如果国君以仁心爱民，明智通达，就可施惠万民而实现理想政治，国君也就可以得到民众的敬仰和爱戴。
20、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字。居然把统治者，统治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很深刻地理解，所谓的“驭民之术”了。《商君书》可谓是集法家之丑陋和阴损之大成，读后令人不寒而栗。
21、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三者各有特点。而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22、学思行|张颐武：年轻人热捧“入关学”的思考
23、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24、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25、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26、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27、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
28、学思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闰土”在今天
29、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30、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31、墨子的8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尚力、上天、节用、节葬。
32、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33、韩非讲“课群臣之能”，是讲对臣民的考核制度。韩非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考核制度问题。他认为用人取贤，是否贤者，只有在实际官位上考核才能知道。韩非关于课考群臣，以试其贤的思想，与其法以道为原则的思想相联系，具有积极意义，抛开君主极权的外壳，有其合理性。客观地考核，用公平的尺度课考，是结构合理及公正社会所需。韩非说：“官职所以任贤也。”就是说，官职本应由贤者出任。贤能之人管理社会，这与韩非所希冀的理想社会——一统与法的社会是一致，这也符合自然大法之道的要求。但是每个贤能之人与各个时期的法制又不是无矛盾的。所以韩非说，贤、势是不相容。既要重贤，又忌贤防贤，就是贤与法、术、势的冲突。韩非从其道与法关系和法治理想出发，最终偏坐到防贤而强调法、术、势的一边。结论就是在保证法治的前提下，韩非重视举贤。法在前，人在后仍是一种僵死的对待，这个法一般是扼杀人智、人能的。赏罚奖惩是结构社会所必须，通过奖赏与惩罚，引导社会有所遵行与克服，进而维系社会。在韩非之前远古时代就已有赏罚制度，《尚书》中有唐尧之时，三年考绩，或擢或陟。韩非特别强调赏罚的社会示范引导作用，他借用君权，加强赏罚的权威性，进而在社会推行。韩非还强调赏罚的唯一依据是有功，奖功行赏，无功受罚，在功过面前，赏罚一致，人人平等，赏罚要求公平公正。特别是他既讲罚，又讲赏，从思想方法上讲求全面性。这与韩非自己的整体思想有所偏激不同。
34、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他支持性恶论，提出人际关系的本质是“自力自为”，与孔子的“克己复礼”相反，韩非提倡“不期修古”并且要“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以法用人、以法制定社会契约的法制社会；
35、再次，从字面上理解，哲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词语”philo"(热爱)和“sophis”(智慧)。哲学本意就是“爱智”，哲学家是“热爱智慧的人”。说白了，哲学就是一门使人聪明的智慧之学。
36、如何看待法家思想？我觉得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东周列国礼崩乐坏时代)，出现的一种适用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这么一种思想。虽然这套体系里面有很多暗黑的统治术，一段时期内毒害了中华文化健康的肌体。但是法家思想最终还是融入了，汇集儒，墨，道，法等百家学说，发展出来的两汉经学体系，为后世所沿用。
37、 第二个作用 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8、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39、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于前476年赴晋国西河(今陕西渭南)创办了一所学堂并在那里教书，三家分晋后该地成为魏国领土。开创的“西河学派”培育出大批经国治世的良材，并成为前期法家成长的摇篮。
40、前面说过，桓范主张“德治为主”，反映在政治伦理方面，强调“民心”的至上价值，提出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的观点。他说：“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即治国的关键，在于获得民心；获得民心的关键，在于利民；利民的关键，在于以仁义之政来爱民、治民。要问仁义之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说：“德以为卒，威以为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即治国要以德为先，以威为辅助；推行仁义和悦之教；还要扩大农业生产，使国富民丰；也要赏罚分明，遵守诚信。这就是桓范仁义之政的具体内容。很明显，桓范“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与孟子、荀子的民本观点一致；其以“仁义之行”来爱民、治民的观点，与孟子的“仁政”思想一致。
41、法家思想随着秦朝的土崩瓦解，也就失去了它的市场。但是法家思想整合起来的这一套高效，快捷，简单，易学的社会实践方法，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汉朝后来以儒学为中心，结合百家之所长，发展出来了一套经学体系。成为中国官学的核心，也被称为新王道。法家思想也像这么一涓长长的细流，最终融入了经学的汪洋大海！
42、道家学说把世间万物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万物相辅相成，并非独立存在。以“道”为最高哲学思想，认为“道”才是世界的最高真理，“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道”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依据”，如果“道”被破坏了，那么，就是自取灭亡。
43、关于韩非的法、术、势的关系问题，学者多有争论，有人以法为核心，有人以术为核心，有人以势为核心。其实韩非的法家思想结构较厚，总体上他的社会之法依从于自然之道，任法而无为。法治社会是韩非的理想社会。按《礼记‧乐记》的说法，礼、乐、刑、政，皆为治道，韩非重刑罚，强调法、术、势结合的治术，是其刑罚以治的核心内容。从作为具体治术的法、术、势三者关系上来看，势处于核心地位。法律、法规、制度、法令是由官府制定，能否令行禁止，在于君主的威权。势重则法严，势轻则法不行。反过来，法的严格执行，树立起法制的绝对权威，亦即树立起国家与君王的威势。术与势的关系也是一样，暗箱操作的术，让百官战栗，完全听命于国家、君王，术治自身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术治的威力，造成一种威势，这就是国家、君王的位势。所以法律、法令、制度与位势是互为的关系，最终落实到位势的加强上；术治与位势也是同样道理，最终加强统治者的威慑力，形成国家、君王的巨大威势。刑政离开礼乐，这种治道是有偏的，维系社会不可能长久，当然只有礼乐而无刑政，也无法维系社会。韩非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
44、政治主张——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礼法并施与王霸兼用治国思想;民水君舟思想。)
45、法家不重“义”而重“利”，推行以法治利的管理方式。法家讲的“利”主要是政治功利及附丽于政治体制的经济实利。法家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强民富，天下太平；
46、信指诚信，讲信用，是对人们基本的道德要求。
47、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8、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出世，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从创立到现在大约有两千六百多年。；
49、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有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对现代法律体系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家"与"阴阳家、儒家、墨家、明家、道德家"被列为"六家"。法家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法家的崛起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法家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50、礼就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标准，规范人们要有修养，对周边的人或物要彬彬有礼，要有礼貌，识体统，讲礼仪。
51、②人生态度：逍遥(旁观、超然，无所恃)(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
52、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臣民不附，汤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众，得众者，善政之谓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内，则兵强于外也。历观古今用兵之败，非鼓之日也。民心离散，素行豫败也；用兵之胜，非阵之朝也，民心亲附，素行豫胜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尽人之和，君臣辑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赏罚未施，消奸慝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为卒，威以为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民乐为之死，将乐为之亡；师不越境，旅不涉场，而敌人稽颡，此王者之兵也。
53、韩非认为法的来源是道，是社会运行的必然法则，这种法则具体化为法律、法令、一系列制度条文。韩非的法是社会之法，又是合于道的自然之法，其法制思想是较深刻的，有其合理性。这种法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强制性和必然性的特点。他主张法律条文要由官府定出而公布于民，让民众无人不晓，大家共同遵行，体现公正性。这些都具有合理性。但韩非在强调法的强制性时则有法权为君主专制的倾向。由批评儒家礼仁治国而忽视法度的一面，走向了极权、专制的一面，忽视了民本、民权、民主的法制基础。其法成了绝对的外在强制。
54、注重实力，倡导以奖励务农、参战的途径来富国强兵
55、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56、儒家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王明阳、张载等人。
57、在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法家人物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此举为齐国获得巨大财富，兵不血刃而成为春秋五霸第一霸。
58、学思行|绸缪AI时代的失业潮——哲学之维的观照
59、学思行|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创新
60、总之，桓范坚持“以道事君”作为臣德的大原则，把“竭尽忠义”作为臣德的应有之义，同时提出“大臣、小臣、外臣”的分类法，重视人臣的谏争之德，明显受到荀子人臣之四分法(即态臣、篡臣、功臣、圣臣)的影响。与荀子不同的是，桓范对人臣的分类独辟蹊径，提出了“外臣”一说，这是与他曾经督青州、徐州军务有关，深知手握重兵、镇守边疆的将领在处理君臣关系、边疆与中央关系之间的困境与艰难。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大臣、小臣、外臣在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践行臣德的不易，这都与作为学院派的荀子偏向原则性、理想性之视阈来讨论臣道有所不同。桓范的臣德论，既提出了为臣之德的应然要求和理想准则，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进行了反思，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