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
2、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礼”非常重要。如果君主能完全达到“礼”的要求的话，那么他就能实现王道了。荀子把治国理政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几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是王道，其次是霸道，其次是仅存，再次是危亡。仅存也就是国家仅仅能存在而已，仅存和危亡都不足道，也就是说荀子能看得起的只有王道和霸道而已。
3、先来看荀子对道德的论述。什么是道？荀子说，道就像一杆秤一样，是万物的衡量标准。除此之外，荀子没有对道做出更详细的描述。那么怎么才能认识和体会道呢？荀子认为，人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蒙蔽，一般人是很难明白什么是道的。人生下来会具有上天赋予的好恶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叫做天情。上天又赋予人类认识万物的眼耳口鼻等感官，叫做天官，这些感官都是有各自的局限性的。用来统领各种感官的是心，叫做天君。情感有迷惑性，感官有局限性，那么它们对认识道是有阻碍的，人们总是被各种因素蒙蔽，比如喜欢的，厌恶的，开始的，结束的，远处的，近处的，古代的，今天的，知识的渊博，知识的浅薄，等等，这些都会蒙蔽人们对道的认识。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明白道呢？答案是放弃感官，要用心来认识。具体的方法，荀子给出了三条，第一是虚，第二是壹，第三是静。人的心中藏了很多知识和感觉，把它们都掏空抛弃掉，这就是虚。人的心会同时认识各种不同的事物，现在把它们都放弃，只一心一意地认识道，这就是壹。人的心无论是做梦还是闲暇的时候总是喜欢天马行空，浮躁好动，现在让心静下来不动，这就是静。做到了这三点，就能明白什么是道了。这种能明道的状态叫做大清明的境界。如果人能明道，那么他就不再受到万物的蒙蔽了，叫做解蔽。不受蒙蔽，就能看清世间万物的真相。能明道，就能守道，禁止不符合道的东西。圣王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明道。我们很多人在学习道家思想后，仍然不太清楚怎样才能明道。荀子提供的方法，可以说非常切实可行了。荀子的方法，类似于一台电脑，减少磁盘中已经储存的内容，关闭掉其他多余的程序，减少它的运行内存，不要频繁地做多余的操作，那么它的性能就会好起来。在道家看来，这样的方法可以加强人的神，神足之后，人就可以掌控万物。说完了道，我们再看德。荀子没有直接谈论德，但从他对孔子言论的记录来看，他是理解和认同德的。什么是德呢？那就是虽然聪明智慧，但不表现自己的智慧；虽然功劳遍天下，仍然谦虚退让；勇气盖世，仍然看起来胆怯而谨慎；富有天下，却不愿占有什么。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太满，懂得自我减损。君子谦卑处下，就像大地一样，万物在上面生长，大地功劳至大，却从来不索取，也不停止施行恩德。荀子在书中还记录说，大禹看到两个并肩耕田的人，都会在车上向他们行礼；来到人户多的小镇，都会下车步行。孙叔敖官做得越大，就越谦虚。俸禄越高，他所施舍救济的人越多。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德的思想。与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德”是比较接近的。从上面可以看出，荀子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是真正能懂道和德的人。
4、荀子的思想反映了他所处的动乱时代。当时，人们渴望政治统结束动乱。这种统一在当时称之为“统一天下”，实际上所指的就是统一中国。
5、荀子和孟子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荀子为什么要那么针对孟子呢？荀子所批判的孟子的“五行”思想仁、义、礼、智、圣，我们可以发现孟子注重的是个人的品德情操的修养，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而荀子更注重的是先王的礼法制度，并以礼法制度来建功立业，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外王”。当然，孟子思想中也有外王，荀子思想中也有内圣，只是他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孟子更加坚持儒家的理想，而荀子则比较切合现实。孟子只效法先王，而荀子则不仅效法先王，也效法后王。所谓的先王，指的是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至于尧舜之前的，荀子就不谈了。所谓的后王，指的是和荀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君主。荀子认为，你光跟那些君主谈王道，谈仁义，这是没用的，没人愿意用仁义来克制自己。你要跟他们谈怎么建功立业，他们才有兴趣。孟子谈的那一套，中看不中用，这便是荀子对孟子批判的根源。就个人境遇而言，孟子一生碰壁，而荀子比孟子要好一些。(荀子是什么学派的)。
6、荀子，出生于族性烈乱而自由奔放的赵国，少学有成。
7、荀子的君主“势至重而形至佚”(《正论》)，他不仅位于那个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的顶点，全权负责“论德使能而官施之”(《王霸》)，而且是作为治国纲领的礼义的创立者，所谓“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王制》)，君主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礼论》中说的“君师者，治之本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仅如此，荀子政制中没有为君主设置任何约束，这与孔孟政治思想显然不同。
8、这里明确他的政治原则是“隆礼至法”，礼法结合，但是，礼义和修身之目的却不是孔孟式的内在德性人格的成长，首先是对于礼法的外在敬畏顺服，使民众成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君主指使他们就像大脑指使自己的四肢一样，这是一幅多么令天子们向往的图景！因此，荀子的治道中隐含着一种人格理想，儒家的修身思想被转而成为塑造法家式畏法遵绳人格的手段。
9、因此，在他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体制之间存在深层断裂，因为君主专制注定是家天下的工具，从本质上与王道理想难以兼容。政治体制是处理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的机制，一种政治体制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行为，当政者将如何作为，并不取决于它所标榜的口号，也不取决于设计者的良好意愿，而是取决于它的权力结构。决定政治行为的是体制而非口号，一个法家式极权政体，绝不会因为贴上了一个儒家的标签就自动演变为王道政治。给桀纣贴上圣君的标签并赋予绝对的权力，以为他们从此就变成尧舜是幼稚的，表面的标签无法将桀纣变成尧舜，绝对的权力则必往往将尧舜变成桀纣。实际上，儒家之仁爱无法融合于法家式的极权体制，就像油脂不可能溶解于水，结果只能是一个表里不名实相乖的社会，一个以儒家公天下相标榜而行私天下之实的二重性政治生态。这正是萧公权所意识到却未能明确揭示的荀学的“未安”之处。
10、荀子所说的“后王”是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法后王”就是要取法当代之王那些在现实政治中产生了积极有效作用的措施与方略，让儒家理想与切实可行的制度结合起来，把外在制度的匡正作用与孔孟的自律、教化作用结合起来，引导人们走向君子人格，走向安定的社会。
11、荀子的相关史料太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给了荀子两百余字的篇幅，实在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对于荀子的人生坎坷，我们只能凭借史料留下的阶段框架与结局，去合理推断其中蕴含的风浪坎坷。综合史料，荀子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一串坚实的足迹：
12、《中国哲学简史》全书28个章节，涵盖中国哲学的精神与背景，孔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道家、儒家、佛家等哲学流派，以及中国历史上代表性的哲学大家，并论及中国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首先介绍了中国哲学的精神与背景，这是基于中西方哲学的气质、传统的不同来展开。该书最开始是为西方读者而写，因而有必要介绍中国哲学的精神及其产生的地理、经济背景。可以说，第一章、第二章是对中国哲学是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高度概括与阐明。第三章是冯友兰正式撰述简史的开始，冯友兰以时间为脉络，讲述了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起源，为我们呈现了当时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景象。其后，又依据各学派的发展，向读者阐述各学派发展、嬗变的历史过程，以宏观的视野、简洁的笔触展现了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正如冯友兰在作者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唯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
13、在荀子的门生中，最著名的是李斯和韩非子两人，他们两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巨大的影响。李斯后来成为秦朝始皇帝手下的宰相。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以武力统一了中国。李斯辅佐秦始皇，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企图在政治思想上也实行统一。这项方针的具体贯彻最后导致了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坑儒。荀子的另一个著名学生韩非子，是法家的领袖，他的理论为秦始皇在政治和思想上统一中国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下一章就介绍这一学派的思想。(荀子是什么学派的)。
14、而且，在先秦，荀子第一个提出“读经”的概念，当时他没有提《周易》，其他五经都提到了，那时候的“五经”差不多是一个小百科全书。《诗经》是文学，《尚书》《春秋》是历史学，《礼经》是社会学，《乐经》是音乐学，那时候读了五经，基本知识就够用了。所以，荀子说，读了“五经”，“天下之道毕矣”。总之，我们可以从经学的研究方向好好研究一下荀子。
15、荀子入楚，春申君任用荀子做了挂名的兰陵县令。荀子一定与“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很是相得，春申君一定欣然允诺：为荀子建立兰陵苍山学馆，所挂“县令”头衔，只是春申君给荀子的一份生计而已。
16、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17、再来说说荀子的人生经历。这个也有很多疑点，因为各种典籍对此的记载简略而模糊。综合《荀子》《史记》《战国策》《风俗通义》《盐铁论》，还有刘向的《孙卿书书录》等书籍中关于荀子的记载，我们可以大概勾勒出荀子下面这些经历：
18、荀子还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正名》)这是说，当一个新的王朝兴起，新的君王和他的政府的职责，首先就是制订一套新的名字。荀子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这是说，新的君王借制订事物名称，推行他的意志；先为大众所知，然后领导大众达到统一。如果另立新名，惑乱人心，就是大奸，其罪如同伪造文件、使用假量器一样。
19、中国文化最深邃神奇的八个汉字：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20、在《富国》篇中，荀子还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这里，荀子提出人类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所爱和所恨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喜欢征服别人，而另一个人则喜欢被征服，这两人和睦共处便不成问题。再假如人们所喜爱的东西十分丰富，如同空气那么多，那也就不成问题。或者，人们在生活中隔得很远，互不相干，彼此之间的问题也会简单得多。但是，世间不是那样理想的地方，人们必须住在一起，又无法避免竞争，于是对每个人的欲望都不能不加以节制。“礼”的作用就是规定应有的节制。凡建立起“礼”的地方，就形成“道德”；按“礼”而行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违反“礼”的人就是没有道德的人。
21、此等态度，一定使当时与后世的儒家们大为不满。
22、但是，“大儒”们的社会理念究竟是什么，荀子却从来没有申述过。尊“大儒”，只尊精神，而不涉政治主张，这是很清楚的一种总体态度：不赞成孔子的复辟主张，但是尊崇孔子的人生精神与做事风格，同时尊崇儒家的礼治教化思想。
23、荀子在秦国首先见到了秦国的宰相范雎。范雎问荀子来到秦国有什么见闻，荀子回答道：“秦国要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上天所赐予的物产也十分丰富，这是秦国在地理上的优势。进入国境观察当地的风俗，当地的百姓淳朴，音乐不流于淫秽，服饰也不轻佻艳丽，对于管理他们的官员十分敬畏而顺服，就像是上古时代的人民一样。走到大小城镇的衙门官府，官员们都很严肃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就像是上古时代的官吏一样。进入国都观察秦国士大夫，离开自己的家门就进入朝廷的衙门，走出朝廷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门，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事。明智通达廉洁奉公，绝不结d营私，就像是上古时代的士大夫一样。观察秦国的朝廷，所有的事情都被处理完毕，安闲得好像无所治理一样，这就是上古时代的朝廷啊。因此秦国四代以来国家强盛，并非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国家政治安闲而又治理，简约而又周详，不烦乱而能有功绩，这是政治治理的最高境界。秦国已经很接近这一境界了。但即便如此，也仍有值得担忧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秦国没有儒者的缘故吧。要知道，治道纯粹就能王于天下，治道驳杂就能称霸诸侯，两样都没有国家就会灭亡了。这恰恰是秦国所欠缺的东西。”
24、荀子本名况，又号荀卿，赵国(今河北、山西南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荀子五十岁到齐国。当时齐国国君为广揽学人，修建稷下学宫。荀子大概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位大思想家。《荀子》一书共32篇，其中许多篇论述详赅，逻辑周密，大概出自他自己笔下。
25、临淄著名的稷下学宫，作为百家争鸣的重要舞台，汇聚了当时各个主要学派的重要学者，邹衍、邹奭、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人都在这里宣传他们的学说。齐宣王对这些学者的事业非常支持，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齐宣王将他们都封为大夫，允许他们不管理具体事务而自由议论。
26、首先，荀子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若没有在社会组织中的合作和互相支持，人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在《富国》篇中，他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人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这是从个人求生存的角度来说的。荀子还从人需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27、但是，具体到每个思想家个人的生命历程，又有着形形色色的差异。
28、王国维：2008年，《殷周制度论》，载周锡山编《王国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9、荀子在稷下学宫德高望重，他吸收了诸子百家中的合理思想，也有统一学术，为天下大一统奠定基础的雄心壮志。以统一学术的立场，他对诸子百家思想做出了批判。不过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建立前面所论述的思想体系上，对诸子的批判是次要的，只是一笔带过。而且他在批判的时候，主要不是针对某个学派，而是针对某些人的某种言论就事论事的批判。荀子认为，像禽兽一样不遵循礼仪，以它嚣和魏牟这两个人为代表。压抑人的本性，故意显得清高脱俗的，以陈仲和史鰌这两个人为代表。推崇功利和节俭少欲，反对礼仪和音乐，而让人伦和等级制度消亡的，以墨子和宋钘这两个人为代表。口头上推崇法度，而实际上不遵循法度，以慎到和田骈为代表。不遵循先王之道，反对礼义，喜欢用异端邪说来辩论的，以惠施和邓析为代表。古代的圣王已经确定了名学，让每件事物都有正确的名称与之相应，而当时的名学家是扰乱了圣王制定的名学，制造了徒劳无益的争辩。荀子还说庄子只明白天道，却不明白人道。老子只看到天道柔弱的一面，却看不到人强健有为的一面。以上这些批判，有的合理，有的不一定正确。除此之外，荀子作为儒家思想家，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儒家其他学派的批判。他说子张、子夏、子游这几派的儒学都是贱儒。这倒罢了，更让人奇怪的是，荀子把子思和孟子这一个儒家学派与墨子、惠施、邓析这些人并列起来批判，简直视之为异端邪说了。他是怎么批判子思和孟子的呢？他认为，子思和孟子虽然稍稍遵循了先王之道，自认为很有才能，志向远大，知识渊博，但实际上并不明白先王流传下来的制度和礼法。他们标新立异，创造了所谓的“五行”学说，而实际上这种学说晦涩难懂，已经违背了圣人的本意。什么是“五行”学说呢？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以及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都有“五行篇”，根据上面的记载，所谓的“五行”指的是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荀子认为，周公和孔子等圣人从来没有把这五种德行放在一起讨论，子思和孟子把它们组成理论体系，是师心自用。荀子注重师法，认为自己才是儒学的真正传人。他最推崇的儒家学派是子弓这一派，把子弓看成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圣人，可能荀子也是出自这一派吧。子弓是谁呢？有人说就是仲弓，也就是孔子的弟子冉雍。还有人说，子弓不是冉雍，而是《汉书》中所记载的孔子易学的第三代传人馯(hàn)臂子弓。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子弓并没有什么名声，荀子把他抬得这么高，把其他儒家学派贬得这么低，有自我抬高门户的嫌疑。
30、关键词：周制，秦制，法家，礼义，治人，治法
31、《史记》记载，秦昭襄王在位期间，荀子曾去过秦国，打算劝秦昭襄王以儒治国，但遭到了秦昭襄王和秦相范雎的反对，荀子无奈而去。
32、荀子认为表面强大的秦军其实“未有本统”，批评李斯舍本逐末，断言表面上战无不胜的秦军已经是与全天下为敌的末世之兵，荀子成了最早预言秦国将走向灭亡的思想家。在诊断了病症之后，他随即给秦国开出一付“节威反文”的药方(《强国》)，但踌躇满志的秦国国君哪里还能听得进去？他决意将自己的军事专制主义进行到底，直到“一夫作难而起庙毁”，需要汉代的政论家贾谊来替他进行深刻的历史反省，为时晚矣。
33、此后数年，荀子三度担任祭酒，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名震天下。与此同时，荀子广收门徒，李斯、韩非等人，皆拜于荀子门下。
34、段玉裁：1998年，《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35、其荀子一反传统的“天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伟大思想。
36、荀子的“性恶论”是其最主要的思想主张之一。这一思想主要反映在《荀子·性恶》篇中，荀子认为：礼义等善良的品性和德行是靠后天的人为的努力得来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
37、很多人都知道，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荀子自己也用“性本恶”来概括他的人性论。而实际上，通过对荀子观点的分析可以发现，“性本恶”并不足以概括他的人性论。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各种欲望，并追求欲望的满足，如果满足不了，就会争夺、犯罪，所以性本恶。但是人有能力认识到什么是仁义，也有能力做到仁义。即使从路边随便拉过来一个普通人，在理论上他可以成为大禹一样的圣人。由此看来，在荀子的人性论中，人并不纯粹是恶的。虽然有恶的倾向，但也有能力克服这种恶的倾向，复归于善。孟子的人性论着重点放在人性中向善的一面，荀子“性本恶”的观点，是针对孟子“性本善”的观点提出的。其实他们两位的观点并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只是着眼点不同而已。在道家思想看来，人最开始遵循天地的自然秩序，本来是天人相合，一切都和谐而有序，就像天地造就的一片纯净的湖水一样。这时候说人性本善是有道理的。过了很久，人性产生躁动，开始脱离和反抗自然秩序，天下大乱，这就好比湖水被人类污染了一样。这种人性的变化，打个比方的话，类似于一块石头本来处在山顶上静止不动，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开始往山下滚动。孟子知道这块石头本来安静地待在山顶上，所以他说人性本善，企图把石头往山顶拉。而荀子站在半山腰，感受到了石头往下滚的力量，所以他说人性本恶，企图把石头往山上推。所以说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孟子的路线是去伪返真，主要依赖于人自身品德的修养。荀子的路线是化性起伪，外在礼仪的约束更为重要。二者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完全可以结合起来。
38、盖“性恶”、“制天”之说，众莫能自拔于北方之习，囿于戎狄之化，不能契合于仲尼孟轲。自子夏居西河，荀卿起于赵，东方儒者之学得被于北方，而有北方之儒，此儒之异派也，不足以言邹、鲁之旨，未契于仁义之微。(蒙文通，第22页)
39、从2002009年的“太湖大学堂国学经典导读”，到2010年的“《资治通鉴》经史合参班”，再到2012年“《管子》研习班”、2015年“魏承思说《中庸》研习班”，202018年“《荀子》研习班”，魏老师五次正式开讲国学经典。五次课程，魏老师对国学经典层层梳理，抽丝剥茧，深入浅出。
40、韩愈为什么要捧孟子，而将荀子排除在儒家道统之外呢？因为印度传入的佛教思想是谈玄说妙的，必须找到与其契合的才能打擂台。不然，人家谈天，你说地，擂台是打不起来的。孟子学说谈玄说妙天马行空，和佛教思想有很多契合之处。而荀子思想和孟子相比，则更接地气，偏向于人的实际生活和经验，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这和当时思想界的风气显得格格不入。不过，韩愈还没有完全抹煞荀子的地位，只是说荀子“大醇而小疵”，有点小小的不足而已。
41、据学者考证，荀子入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63年前后。此时的荀子正居于赵国。
42、大家都知道，荀子提出过“法先王”“法后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把“法先王”和“法后王”对立起来，认为荀子是“法后王”，其他人是“法先王”。“法先王”是复古的、倒退的、反动的。实际上，荀子是既“法先王”，也“法后王”。“法先王”就是讲“文化传承”，就是继承尧舜以来的文化传统，他讲过：“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他也曾批评惠施等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后王”就是立足于当时政治，讲“政治儒学”。我们从中国现代社会考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是“法先王”。但这不意味要把现代社会倒退到古代，这只是文化上的传承。若从政治上讲，那还要以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法后王”。荀子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是孟子一派过于强调“法先王”，“言必称尧舜”，什么事都按尧舜的方法办。荀子对孟子一派有所修正，“隆礼义而杀诗书”，“杀”是减少、降等的意思，就是要把《诗》《书》地位往下降，把“礼义”的地位往上抬，把当世的事情放在首位，我认为这是当时儒学策略的一个调整。
43、荀子说，人类生来有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争夺，社会就会混乱，所以圣人制定了礼来防止混乱。人类就力量来说，比不上牛。奔跑的速度，比不上马。为什么反而能让牛马为人类服务呢？就是因为人类可以组成社会，团结起来互相协作，就有了强大的力量。人类社会本来不该因为争夺而产生混乱，所以人世间存在一个“义”。那么“义”要怎样才能得到实现呢？答案是“分”。所谓的“分”就是区分、辨别的意思。按照伦理关系，把人分成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等角色；按照职业，把人分成士、农、工、商等群体。每个角色和群体区分开来之后，每个被区分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义务和权利，这样就不会产生争夺和混乱了，这就是“和”。社会的混乱，让大部分人都受到伤害。社会的和谐让大部分人都得到安宁。每个人的欲望都是无穷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天子，天下的财富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享受天子的权利，这便是“分”的重要性。要把这么多人区分开来，必须通过“礼”来实现，礼在本质上是为了养人和爱人。总而言之，先有“义”，再有“分”，然后有“礼”，然后就会产生“和”的效果。
44、可见，周人将“不孝、不友”之类的家庭伦理也纳入了刑法的范围，用法律维系宗法道德基础，其重礼与重法同时并举。不仅《康诰》中要求对于不孝、不友者“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这篇诰辞要求对于参与群饮的殷民一律拘捕到京城处死，殷商旧臣参与群饮者可以先进行教育，教育不改者同样处死，亦可见周人刑罚之严格的程度。
45、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显然，礼主要是教化手段而非政治措施，所以如此，因为礼的内在根据则是仁，“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所以孔子摄礼归仁，使儒家道德成为《中庸》所说的“合内外之道”。由于荀子主性恶，礼在人本身缺乏性情的基础，荀子在《性恶》篇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他因此隆礼义而杀诗书，导致了礼的外在化、形式化和政治化，使其从教化性的措施变成了强制性的行政措施，荀子尽管重视礼的作用，却因为礼的政治化，通过表面上的“齐之以礼”，走向了实际上的“齐之以刑”，因为礼一旦被诠释为强制性的政治规范，就必定演变为法。因此，儒家的道德思想被植入到法家的政体之中，便不能不发生一系列的异变，乃是出于适应秦制的必要。吕思勉说：“荀子专论礼，而精神颇近法家”(吕思勉，第84页)，其原因正在于此。综合荀学大体，荀子否定天命、主张性恶、重视刑罚、强调功利、国家至上、君权至尊等等思想都与法家相一致，加以他将礼异变为与法相近似的政治措施，荀学在性质上应更近于法家。
46、周人最长于制度建设，周公制礼作乐，中国的文物制度灿然大备，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从《礼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叙述，以及《论语》有关周代礼制的内容中(“觚不觚”，“八佾舞于庭”等)，我们依然可以回想周文之繁盛细密。周人以“敬德保民”作为治国大纲，德治固然是周文的基本精神，但并非不重法，周文其实包含着德治和刑法两方面。萧公权认为：“若就《周书》《周礼》等观之，则周人所注重而擅长者为官制、礼乐、刑法、农业、教育诸事”(萧公权，1998年，第28页)，则刑法亦为周人所擅长者”。他将周礼与殷礼比较后，认为殷礼尚宽大质朴，而周礼则有“礼烦政苛之倾向”(萧公权，1998年，第60页)。他进一步认为“孔子之轻视政刑，殆为其对周政的一种改进。” (萧公权，第63页)这是十分精辟的观察。王国维也指出：
47、蒙氏从古代民族演化与学术变迁的角度，将荀学溯源于北方法家之学，而视之为儒家之异派，是颇有见地的结论。可以说，性恶和制天思想，否定了道德在人性中的内在依据，也斩断了儒家一向看重的天道与人道的联系，与从孔孟、理学到现代新儒家的主流思想完全对立。从学术思想根源上讲，其人性论和天道观并非儒家思想而是法家思想。
48、最终，荀子说服了临武君和赵孝成王。过了一段时间，又有门客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朝去帮助殷商，夏朝因此灭亡，商朝因此兴起。管仲离开鲁国前往齐国，鲁国因此衰落，齐国因此强盛。这就说明贤者所在的地方，国家便会安宁强盛。荀子是天下有名的贤人，现在离开了楚国，楚国将要因此不安了啊。”听到这些话，春申君马上派人前往赵国请荀子回来。荀子知道后，写信拒绝了春申君。春申君为此感到非常后悔，再三派人邀请荀子。最终，荀子答应回来，并担任了兰陵令。
49、如此一位具有最鲜明独立自由品格的思想家，却被历史弄得纠缠不清，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50、按孟子的看法，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善端”，人只要充分发展这四善端，就可以成圣。而荀子的看法是：人生来不仅没有善端，倒相反，生来就有恶端。在《性恶》篇中，荀子试图证明，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但是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在《性恶》篇中，荀子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认为涂人皆可以为大禹，是因为人有智性。
51、梁涛教授近年提出“新四书”，“新四书”中包括《论语》《孟子》，这两部书是老“四书”原来就有的。他的意见是要把《大学》、《中庸》回归《礼记》，把《礼记》当成一本书，这个意见清初的陈确曾经提过。《礼记》原来并不是一本书，是汉代儒者将许多儒家文献编在一起的结集，内容很杂。其中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献，孔子的“大同”思想就见于《礼记》。第四本就是《荀子》，把《荀子》提高到“经”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提议是必要的，“事在人为”。我们大陆道家研究一直都很低落，但是出了一个陈鼓应，把道家学术弄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这就说明要“事在人为”。最重要的，我对梁涛讲过，要写出有份量的研究著作，要有四五十万字有份量的研究著作立在那里，要花工夫写一本像样的书。这些年来，在学术界还没有关于《荀子》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虽然我们有些学者在研究“气论”这一派的传统，但是专门研究荀子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没有。我希望能够出现这样的学术研究著作。
52、何休注，徐彦疏：1997年，《春秋公羊传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53、第三类谬误是荀子所称的“惑于用名以乱实”。公孙龙曾说“白马非马”。墨辩的“牛马非马”和公孙龙的论辩实质上是一样的。如果考察牛马这个名，它确实不能相等于马，可是在事实上，有些动物属于“牛马”一类，而作为“实”，它们的确是“马”。这就是荀子所称的“以名乱实”。
54、那么到了什么时候，荀子的地位才出现转折，开始下降了呢？我们了解任何一种学说命运的变化，离不开社会历史背景，离不开当时的文化氛围和思想潮流。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封闭多年的大门一打开，那个时候最时髦的是什么？西学，西方哲学。没几个人读得懂，但是大家好奇，所以西学很火，过几年就销声匿迹了，因为社会并不需要。然后是管理学热，人人谈管理学。这时候，如果我讲《荀子》，谁要听？所以要了解一种思想潮流的兴衰，必须要学历史，了解其历史背景。这就是南怀瑾先生讲的“经史合参”的做学问的方法，经是代表思想，史是历史。我从他那里学到这个方法，受用无穷。
55、荀子的“天人论”是荀子思想中最具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之一。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是唯物论的天人论者。他们都把天看成仅仅是大自然，并用这样的观点来阐明天和人的生活以及思想的关系，因而构成一种合乎科学的心理学思想。这种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人定胜天”。
56、荀子在《天论》中提出，天、地、人构成宇宙的三个力量，它们又各有自己的作用：“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这是天和地的作用。至于人的作用，则是运用天时地利，以创造自身的文化。《天论》中问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这是说，与其颂赞苍天，何若积聚财富、运用得当？他又接着说：“故错(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就是说，如果忽略人所当做的而去“思天”，就不可能懂得万物的情性。人忘记自己的职责去“思天”，就会冒充天履行天的职责。荀子称，这是“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人与天地合参，就应该恪尽职责，如果人不尽自己的职责，而想与天地合参，那只是空想。
57、荀子离开齐国后，来到了楚国。楚国的相国春申君早就闻知荀子的贤名，便任命其为兰陵令。有人因此对春申君说：“商汤有七十里之地，周文王有百里之地，就能够称王夺取天下，现在封给荀子百里的土地，楚国可就危险了啊。”荀子听到这些话，便谢绝了春申君的任命，离开楚国前往赵国。在赵国时，荀子曾与楚将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之道。荀子主张用兵当以仁义为本，作战的根本在于获得人民的支持。
58、应该指出，这种儒表法里的体制比单纯的法家制度更有蛊惑性，因为它为一个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戴上了一幅温情脉脉的面纱，借儒家之名而行法家之实。赤裸裸的法家会很快招致天怨人怒而迅速瓦解，儒法表里的体制则为君主的暴戾恣睢涂上了一层令人炫目的油彩而真伪莫辨，更易掩盖其君主集权的本质，也更能麻痹了大众的神经，使民众将对于制度变革的渴望转换为对于明君贤臣的期盼，进而对极权体制产生出无穷的遐想，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使得整个民族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而演变为重大的历史灾难。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是一场走出秦制以建立现代政治文明的艰难历程，要想最终走出秦制的卡夫丁峡谷，荀学乃是我们不能不过的一个重要理论关口。
59、更重要的是，荀子同时具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理念与哲学精神，没有淹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