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人合一”的观念，发源于周代，《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言论说：“菩闻之：民受天地之甲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把“天地”与人的“动作礼义成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人相通思想的萌茅。之后孟子发展出性天相通观点，“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再者，则是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其内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复杂的联系，其中不乏牵强附会之说。到宋代，张载则首次在语言表达上提出天人合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其“民胞物与”的思想可以说也是涵盖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的。之后经由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二程发展孟子学说,扬弃了董仲舒的粗陋形式，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而阳明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其三大主张中。
2、终南山第四十期阳明心学静修班即将开班，正在报名中!
3、大意：如果白天做功夫觉得烦躁不安，那么就静坐。就算不想看书，也必须去看。这是对症下药，也是一种方法。
4、今人于吃饭时，虽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5、其次是指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的一时并在性，在这一意义上主要是从道德实践的目的，即扬善惩恶的角度来讲的，阳明指出：“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留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这是除恶务尽的意思；另一方面，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的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知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这是扬善至极之意。可以说，这一层面上的知行合一即此说的立言宗旨。
6、感悟：王阳明告诉我们，入世做事才是人生修行的最好法门。因为如果心不静而躁动，这些躁动就会在做事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而要把事情做完、做好，就势必要尽量调伏自己的心、耐住自己的性。而这，正是对心性的最好磨砺。
7、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8、感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就是人生的常态，稀松平常得很。所以第一要懂得悔悟，第二要懂得改正，第三要不把悔恨留在心里。这就是完整的成长过程。
9、明朝扳倒奸臣严嵩，肃清朝纲的阁老徐阶；架空皇权，开启改革，为大明续命半个世纪的张居正；明末清初被誉为中国启蒙之父的黄宗羲，无一不是阳明心学的传人。
10、知行合一：“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道的理一定要与现实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知行不能分家，只知道不行动，其实还是不知道。
11、当今时代，这点尤其值得人们重视。被蒙蔽的心，如蒙蔽二字的含义，是阴暗而糊涂的，就算得到再多，又有什么用？唯有本心呈现，才能清明、放松和自在。
12、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
13、(译文)悔悟是去除病的药物，但最为重要的是改正错误。
14、大意：悔悟是去病的良药，贵在改正。如果把悔恨留在心里，那又是因药而生病了。
15、心学能够跳出经学圈，以自己人生的切身体验与长期思考的思想碰撞后而产生。所以心学的形成，背景是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心学的核心内容，能够以心立言，以心为本体，这个在哲学史上可称得上心学；审美体验的哲学观，给人以开创性思维研究哲学带来影响。
16、感悟：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王阳明这句话的意思基本也是一样，但要更深一些——学不仅关系到才，更关系到涵养。
17、在整个宋明理学中，“心”与“理”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哲学问题之对心、理问题的解决是理学以“本体—功夫”为基本结构的全部体系的决定基础。在这方面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坚持不同的意见：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而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
18、从良知本体及其发用流行这一角度来看，它是本体的直下落实和人生实践的当下显现。另一方面，良知又有随时被私欲蒙蔽的可能，而正因为这才是生命的常态，因此，修养才成为必要，同时也成为了良知彰显的必要前提了。从良知到致良知即从本体论到修养论的过程。
19、知行合是强调知行一体，不要把知和行分作两节工夫来看。这个是阳明针对很多人知而不行的弊病提出的命题。
20、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21、良知的说法是由孟子提出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这里，孟子显然是指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一种道德意识。此外，孟子还有四端之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阳明则提出：“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在这里，阳明把孟子的“良知”和“四端”结合起来了。
22、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正所谓“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传习录》)。而“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对此，王阳明说：“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传习录》)
23、陆九渊强调的“心”主要指道德之心，是人把握世界的道德主体。从空间上说，“心”包容了整个世界。世界万物虽然千姿百态、千差万别，但是离不开人的主体性，所以陆九渊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陆九渊集·语录》卷三十五)还说：“四方上下日宇，往古来今日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卷二十二)这是从空间上将外在的世界概括成人“心”作为道德主体能够把握的世界，彰显了人的自信和人的价值。从时间上来说，陆九渊认为，“心”是永恒的，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或改变。他说：“墟墓兴衰宇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陆九渊集·鹅湖和教授兄韵》卷二十五)所以，在陆九渊看来， “心”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说都是宽广和永恒的。但是这个永恒的心，并不构成世界的本源，也不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而是指人的道德之心，是指道德主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只有这样的“心”本，才是真正的道德主体。
24、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
25、 这种批评首先体现在从肯定个人的权利出发质疑正统儒学的相关看法。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15 这里的“自私自利”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追求个人私利，而应视为对个人所拥有的权利的确认。人生而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这一观点类似于近代西方启蒙学者的天赋人权，它与传统的正统儒学的观念相去甚远。按黄宗羲的理解，君主最大的危害之在于剥夺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利：“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16基于如上观念，黄宗羲对君主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也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认为设立君主的原初意义主要在于治天下：“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17治天下的具体内容，则是使天下受其利：“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18根据这一分疏，治天下的前提便不再是仅仅维护君主个人私利，而是实现天下万民的利益，君主的职责，也主要体现于此。基于以上前提，黄宗羲对以往君主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抨击，认为其非正义性在于仅仅为一姓，而不是为天下。可以注意到，黄宗羲对传统社会政治的理解，蕴含着内在的批判意识，后者既以肯定个体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为前提，又具体地展开为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在这里，黄宗羲一方面继承了心学独立思考的取向，另一方面又在更现实的层面上体现了批判精神。 对现实的关切，是浙学的特点之王阳明体现了这一特点，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黄宗羲也并不例外。首先，黄宗羲认为学道和事功非两途。“学道”主要表现为把握儒家所认可的真理，“事功”则是具体的经世治国过程，在黄宗羲看来，两者并非彼此相分。有鉴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以及心学末流各种流弊的产生，黄宗羲把事功问题提到突出位置，其中同样体现了现实关切的取向。由此出发，黄宗羲从社会结构、传统演化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看法。 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来说，传统的主流观点一般把农放在首要位置，而对于工商，尤其是商，则往往持贬抑的态度。与这种观念相对，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看法：“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9这里的基本之点，在于肯定工和商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两者在社会演进中都不可或缺。对工商作用的以上理解，既注意到两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对社会运行和发展机制的现实关切。
26、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27、 从心学本身的建构来说，“心体”不仅仅与个体相关，而且体现于类的社会层面。从后一方面看，心体本身也展开为一个历史过程。“五经”作为“史”，可以看作是历代前贤对世界的认识成果。“五经皆史”并不是离开心学的一个孤立命题，而是与心学本身密切联系在一起。经亦史，是指与天道为一的心体即内在于人类历史之中，并展开为一个历史过程。作为类的人类主体对良知(心之常道)的体认，则凝结于五经之中。事的展开体现于历史的过程，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心体又是人认识成果的体现。通过强调经史(道事)的统王阳明的心学从类的角度肯定了心体本身以及对心体的把握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它同时也从比较内在层面上，展现了浙学所具有的历史意识。
28、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29、王阳明继承了孟子“心”之良善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的缜密的心学体系。王阳明心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心”包括了“良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道德规范，都包含在他的心学体系之中。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熊十力评价王阳明：“儒者之学，唯有阳明善承孟子。”(熊十力《十力语要》)是十分中肯的。
30、其实，陆九渊“心即理”也是将万千世界的“理”归结到人心的道德主体和道德本心上去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将朱熹谈到的包罗万千世界的“理”浓缩为人能把握的道德世界的“心”，将纯自然的“理”和人道世界的“理”概括为人把握道德世界的“心”。这也是陆九渊与朱熹经常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朱熹将“心”分为“道心”和“人心”，他认为“道心”才是纯善的。这个“道心”相当于陆九渊所说的“本心”，而“人心”在朱熹看来是邪恶的、丑陋的、不道德的，是应当为人所摒弃的。
31、从心学核心思想体系的倾向性来看，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是相通一气的。比如，“良知”一说，其实质与儒家的“性本善”没有什么不同；“致良知”与儒家的“克己复礼”没有什么不同；这样作为独立的哲学流派来说，未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
32、大意：用言语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
33、王阳明心学具有多方面意义，既是形上哲学又是人生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认识论又是实践论，既是修身论又是功夫论，而核心却是人生哲学，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人成圣。
34、感悟：肤浅浮躁的心，总是会本能地往舒服上跑。越是贪恋舒服，就越不会成长、成熟，甚至还会更加肤浅浮躁。所以要扭转这种状况，就要逆着自己的性子来，越不想做什么，就越要耐着性子去做。这正是对自己心性的磨砺。
35、首先王阳明心学不是一本书，而是对王阳明思想学说的概括，所以不能用书名号。
36、阳明心学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的指导，为我们提供方法论。
37、郭德纲有一句话说的好，你绝对见不到早上起来要饭的乞丐，如果他能早起他就不会做乞丐了。
38、良知是镜子，良知是尺度，良知是标准，它能让我们对是非善恶做出判断，它也能在关键时刻让我们做出选择。读王阳明，能让我们更加重视良知，光明良知，听从良知。
39、感悟：谦为什么是众善之基？因为一个能谦虚的人，他的心必定是宽容的，他的人必定是有涵养的，他的行为必定是有教养的。那么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语，必定都是合乎仁义礼仪的，自然都是善的。
40、致良知，突出良知的优先性，要求人们在做事做人过程中始终坚守端正本心，凸显诚意的修身方法，既不要为物欲所惑，更不要为知识所蔽。
41、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做事方法，很多人的毛病和苦恼的根源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大脑一直在空转空耗，不断的滋生一堆垃圾，又不自主的让这些垃圾指挥身体，最终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厄运不断。
42、感悟：朋友犯了错误或者遇到难处，本就心里懊恼痛苦，规劝其实没什么用处，指责更是雪上加霜，无疑是在伤害朋友、毁灭友情。只有开导和鼓励，才是最有情有义的做法，才对朋友真的有用。所谓患难见真情，王阳明告诉我们的是基于人性和情义的交友之道。
43、所以不要害怕生活中的痛苦，那正是在为明天的快乐打基础。王阳明同时还告诉我们，实在忍不住，就哭出来吧，发泄正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最好方式。
44、《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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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人须是知学。讲求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47、 王阳明曾与他的学生游南镇。面对山中之花，其学生提出了如下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确实，山中之花自开自落，与人的心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以上质疑所指向的，主要是王阳明所理解的世界与人心的关联。然而，在王阳明看来，花所具有的鲜亮、美丽等审美意义，却只有对人来说才是存在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b当人没有去观照山中之花、没有用审美的眼光去鉴赏它之时，花所具有的审美意义便无从呈现，就此而言，花的意义离不开人之心。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涵义之一就在于外部世界意义的呈现依赖于人之心。也就是说，以上观念所着眼的，主要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意义关系。对王阳明而言，人所真正应当把握的，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世界，后者具体表现为在人心之中敞开来的世界。
48、(译文)善念生发时心里知道了，就扩充它；恶念生发时心里知道了，就制止它。
49、致良知是阳明晚年提出的，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见阳明对“致良知”说的看重。
50、人应该在具体的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站得稳，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51、感悟：是人都有私心，都会注重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付出都是需要得到回报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朋友之间以彼此谦让为基础，不仅每个人的利益不会受损，双方在互帮互助、互利共赢中还能使彼此获得更大的利益。两人之间的交情，也会随之越来越深。
52、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求诸己。
53、感悟：对于那些不地道的人，讲理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满脑子的歪理邪说，永远能拿来跟你胡搅蛮缠，要说服他们等同于改造他们的整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怎么可能！
54、大意：人应该通过经历各种事情磨练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无论动还是静，都能保持心中沉定”的境界。
55、 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具有内在学脉。在黄宗羲看来，就明代学术演化而言，从陈白沙到王阳明再到刘宗周，宗旨纷然的学术发展，贯穿着心学这一主线。这一主线，他称之为“学脉”。学脉不同于一时之偏重，而是一种内在于学术演变过程的比较稳定的联系。根据学术史的发展有其内在脉络这一看法，黄宗羲强调，在揭示各家宗旨之后，还必须通过“分源别派”以揭示其中的内在关联：“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学脉具体地体现于宗旨各异的学术体系的前后演化中，要把握学脉，便需要将不同的体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得其宗旨”主要在于把握一定体系自身的内在线索，那么，明其“学脉”则进而要求揭示学术思想演变的整个脉络。两者从不同的方面展开了黄宗羲的学术史观。 黄宗羲的以上思想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王阳明的历史观念作了引申和阐发，又为而后的浙东史学提供了理论前提。后来参加明史编撰的万斯同、万斯大，即为黄宗羲的学生。在章学诚那里，可以更具体地看到这种影响。作为清代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章学诚的学术进路不同于主流的乾嘉学派而更近于同为浙学的王阳明的心学与黄宗羲的思想，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曾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这一观念在理论上明显地导源于王阳明“五经亦史”之说，它同时也对黄宗羲的历史主义观点作了发挥。从王阳明心学与浙学的关系看，以上的历史关联同时又从一个方面具体彰显了心学对浙学的影响。
56、这里是借鉴了禅宗思想，制心一处，无事不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3点你能做到的话，对“心即理”就彻底掌握了。
57、王阳明早年学习佛学，非常认同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禅宗的“明心见性”的修持，也自然影响了他的心学。我们通看《王阳明全集》会发现，王阳明的诗文中引用佛家的经典很多，如《法华经》《金刚经》《涅盘经》《楞伽经》等，但是引述最多的还是《坛经》和《传灯录》。(2)尽管王阳明阅读佛经较多，甚至早年还“出入佛老者久之”，但是后来他明白了佛教只是“为己”，最终转入儒学，又从儒学转人心学。他曾对学生萧惠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鹗窃腐鼠耳!”(《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卷一)虽然王阳明这样自我反思自己的学习经历，但是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心”学之镜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
58、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59、王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龙场悟道，是指王阳明因开罪宦官刘瑾，触怒了明朝皇帝，被发配到龙场，一住便是三个年头。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在他万念俱灰的绝望中，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给予他无私的援助，使他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他用“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跳出了“以经解经”的圈子，走上了独立思考、探索人生的解脱之路。思考了七天七夜，仍未有结果。后大病一场，他发现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不对的。
60、原文：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
61、心学，吸取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的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认识论上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
62、知行合就是要致良知。王阳明中年之后很少提及知行合原因在于知行合一已经融入到致良知这一更为简洁凝练的命题。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致良知就是知行合诚如明儒刘宗周所言：“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
63、在内外结合方面，王阳明认为，致良知统摄了儒家修身的全部内容，不仅统摄了内圣，而且统摄了外王，使内圣与外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此正详言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
64、生活当中之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之所以还有各种各样的恶言恶行恶人恶事，不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良知”，而是因为那些人不能“致良知”。
65、“知行合一”，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它都强调了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活动的一致性，这叫做“人格完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是“人格完善”意义上的人自己所开辟与创造出来的。“我的生活我做主”，也就是“我的世界我做主”，那么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生活与世界呢？
66、二是你找到了那个隐藏在大脑二元对立思维之后的神性意识觉知，你能观察到觉知到大脑控制的肉体，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你大脑和肉体的观察者觉知者。(深度的敏感词这里不能说了)
67、心外无理是王阳明接着陆九渊“心即理”讲的。在他们看来，理本来是客观实存的，除了蕴含在事物之中以外，理又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但阳明认为，每个人如果要认识事物之理，都是从心上做功夫的，而不是对事物本身的穷究。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说心外无理，人所认识之理都是在自己的心中。
68、告诉你它为什么可以让人觉悟，蜕变，功成名就？怎么把它应用在实际工作生活事业中发挥你惊人的潜能？
69、 从知与行的具体互动看，其中又涉及行要由知来引导，知本身则需要得到行的确证。就知行活动与现实的关系而言，知是否真实，最后要通过面向现实的践行来判断，这既体现了对行的注重，又包含着对现实的关切。在王阳明看来，一个观念正确与否，不能离开现实之行而只在头脑中加以判定。同样，要了解人们是否真正把握了某种观念(如“孝”)，也必须诉诸现实，根据其是否实际地践行(如是否切实行孝)来加以确认。从这方面看，知行合一之说也为现实的关切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提和根据。 作为儒学的传人，王阳明对成就自我(成己)十分注重，然而，对他来说，人格的修养和修炼工夫并不表现为闭门静坐的过程。当时曾出现如下主张，即通过闭门静坐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心性境界，王阳明对此明确表示不赞同。与单纯的静坐涵养相对，王阳明主张事上磨练，后者表现为在日常的做事、处事过程中锻炼自己。王阳明心学的一位信奉者曾对王阳明说，心学固然甚好，但他自己为官，需处理簿书讼狱等繁难之事，无法从事于学。王阳明的回应是：“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因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需精细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9这里的为学，也就是通过学习、践行心学而成就自己，在王阳明看来，这一过程无法离开现实的做事过程，所谓“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便强调了这一点。总之，心性涵养并非远离现实的作为；事上磨练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也体现了现实的关切。 王阳明自己也身体力行了以上主张，他一生的建功立业，便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这一点。从早年开始，王阳明就关注边关外患，留心于边事，后来他在平定宁王之乱等军事、政治活动中，都表现出现实的关切意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实际努力。他不仅在理论上通过知行之辩而肯定了真知要付诸践行，而且又在实践上提出并践行事上磨练等要求，这些方面既表明心学不是书斋上的学问，也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展现了心学作为浙学的特点。 历史意识，构成了浙学的又一重要内容，它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同样有其体现。 如所周知，王阳明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即“五经皆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10 在他看来，从实际的形态看，儒家历史上的经典都涉及历史的展开过程，其内容包含多样的事：人所做之事在社会演化中展开为古今历史，五经则是历史的记载。
70、学王阳明，要牢牢记住一点：一切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都要从心上找原因。而这原因，往往都是心不够定，心性不够沉。
71、既然我们明白了陆九渊的“心”主要指道德之心，那么我们读《陆九渊集》就很容易理解他经常谈的“本心”。其实，在陆九渊的“心”学世界里，“心”常常指“本心”。那么什么是“本心”呢?“本心”就是儒家确立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他说：“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陆九渊集·年谱乾道八年》卷三十六)事实上，陆九渊的“心”更多的情况指的是“本心”。中国哲学语言的模糊性和论证方式的悟性思维性，与西方哲学纯逻辑的论证不同，所以，对中国哲学的概念不能做非此即彼的理解，否则就很容易误读，对陆九渊心学的理解也是如此。
72、 首先，与王阳明“从工夫上说本体”的进路一致，黄宗羲强调，“必须工夫，才还本体”也就是说，唯有基于工夫，才能够真正地把握本体。由此，黄宗羲提出了仁义是虚，事亲从兄是实说：“盖仁义是虚，事亲从兄是实；仁义不可见，事亲从兄始可见。”12 仁义即当然之理，它构成了本体的具体内容之事亲从兄则指后天的践履活动，属广义的工夫。按照黄宗羲的看法，仁义在没有落实到工夫的时候，主要表现为抽象的形式(虚)，只有经过“事亲从兄”的实践工夫，仁义才会获得现实的意义。 从以上观点出发，黄宗羲进一步认为“无工夫则无真本体”：“无工夫而言本体，只是想象卜度而已，非真本体也。”13质言之，没有工夫，则本体本身将不复存在。这样，本体不仅需要通过工夫来了解，而且其存在也依存于工夫：离开了工夫，本体便将仅仅是抽象和想象的东西，缺乏真切实在性。 最后，黄宗羲对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作了总体上的概括：“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14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对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前面提及，在王阳明那里，本体与工夫之间还存在某种张力：一方面，他认为本体具有先天性，其形成并非基于工夫，另一方面，他又肯定本体需要通过工夫而达到；本体的先天预设和工夫的后天展开之间彼此相对。黄宗羲的以上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以上张力。一方面，“心无本体”，表明人心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本体，本体乃是在工夫的展开过程中形成的，由此，黄宗羲扬弃了王阳明预设的先天本体。另一方面，黄宗羲将工夫和本体的关系理解为动态的过程：本体形成于工夫的展开过程，工夫的进一步展开又需要本体的引导。在工夫与本体之间的互动中，本体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这种本体反过来又进一步指导工夫，二者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达到统一。黄宗羲对本体与工夫关系的以上理解，较好地解决了明代中期以后所展开的有关本体与工夫问题的论辩，这是理论上的重要推进，它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浙学注重理论思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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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一是内心明白了宇宙天地的法则规律真理，认真遵循，不对抗不偏离。
75、(1)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
76、 意义：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阳明心学不是唯心之学，也不仅仅是心理之学，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既强调道法自然，又主张天人合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一系列哲学思想之集大成。
77、如果用我们平常定义各种概念的方法来定义“良知”，还真难说得清楚。王阳明的方法是，随时随地捡现在的例子给弟子们讲解。
78、王阳明的哲学主体是“心本体论”，也就是说，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脑子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
79、阳明先生通过对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评判以及方法论来教会我们心存良知，为善去恶，自觉践行正确的价值观。
80、从此阳明心学正式诞生，王阳明的人生也开始翻身逆袭，绝地重生，屡创奇迹。王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微言大义，真传一句话的典型代表。他的核心思想就三句话：
81、(4)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
82、大意：一个人在忿怒时，较容易感情用事，有时会怒得过分，就失去廓然大公的本体了。因此，有所忿怒，心就不能中正。
83、大凡朋友须箴规指谪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
84、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
85、王阳明看到陆九渊的“本心”的合理性和朱熹与陆九渊的分歧之处的扭结点，自己对陆九渊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做了综合创新和发展。王阳明通过“心”去囊括陆九渊的“心”和朱熹的“理”，最终通过自己的体验和综合，形成“心”学体系。
86、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本质就在于如何处理人与天地、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无善无恶”就是，人之本性并无善恶之分，善恶是相互转化的，没有绝对的善恶。认知事物要尽量客观。
87、《明史》称赞王阳明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士祯赞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88、因此，王阳明心学不仅是我们身心修行的法宝，还是我们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尤其，是下面这20种直接关系现实生活的真切智慧。
89、你能想象你在这样的状态下，通过长时间专注聚焦的努力还不能实现富贵人生吗？